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

预防政府腐败,制度是最根本的保障。目前预防政府腐败的制度体系还不十分健全,不能有效地减少和控制政府腐败现象的发生。当前,需要完善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构建预防政府腐败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不断把政府职能转变推向深入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机遇和挑战共存的发展关键期,近三十载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革为我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是新生的,是社会发展中共有的问题,但更有一些矛盾和问题是我国特有的体制性问题,虽历经二十年变革而尚未能真正得以解决。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将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发展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必须寻求根本性变革和突破。     

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路径

台湾地区显然不具有行使制宪权的主权,因而"第二共和宪法草案"是违宪无效的。但简单否定"第二共和宪法"的合法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上考虑消解"台独"势力的宪政机制。     

反洗钱的程序应当有利于维护正当交易权利

草案第30条规定进行调查的时候,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要出示合法证件,这些都是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后面规定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必须经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也就是说,草案授予了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临时冻结资金的权力,冻结期是7天,这7天里经过调查以后,再决定是不是移送到公安机关。如果不移送的,马上就要解除冻结。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以后,依法决定立案或不立案,如果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下达通知,三天内解除临时冻结的措施。这里没写公安机关接到后审查多少天。另外,法律责任里,第38条规定如果违反了规定进…     

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国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刚迈入21世纪,我国立法部门的一位领导同志郑重地问我:“常听你呼吁我国应该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这位领导同志是一位法学功底深厚、立法经验丰富的学者和专家。进一步对话表明,他是从一个立法工作领导者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行政程序法是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迫切需要的一部法律吗?它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吗?提出这些重要问题,表明这位领导同志对推进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是十分积极、认真、务实和负责任的。毫无疑问,只有就这些问题得到明确和肯定的回答,我国立法部门才有足够…     

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探讨

行政组织法的发展需要精神基础 ,也就是基本原则的指导。行政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是 :1 .依法组织原则。即国家对行政的组织 ,必须受法律的约束 ;2 .行政分权原则。即采用分散的方式组织行政 ,行政权分别由不同组织体或不同行政机关承担 ;3.组织效率原则。即组织行政 ,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     

中国行政法学60年

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行政法规范,但无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更无行政法学。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学源于一个世纪前对日本法学的继受,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废除旧六法,行政法学一时沉寂。20世纪50年代一度改弦更张学习苏维埃法,但不久行政法学教育和研究陷于全面停顿,3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得以恢复并迅猛发展。行政法学自身枯荣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行政法学的历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经过长期实践，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本文详细考察了国外两大法系几种不同的强制执行的理论和制度，对国内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各家学说作了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全面论述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和特点，阐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主要内涵和较之国外有关制度所具有的优点，同时，还研究了行政强制措施和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联系和区别，以进一步划清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和界线     

中国行政法的发展

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应松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一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法学，包括行政法学得以发展的新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     

向新的高峰迈进——九十年代我国行政法学展望

本文认为,九十年代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是:行政法学体系将以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为目的得以更新;以明确行政主体权限与资格为中心的组织法理论将进一步完善;行政违法的认定和行政责任的形式也将标准化、具体化;行政立法体制及授权立法研究将朝着合理务实方向发展,其中立法听证制、成本收益分析都将成为热点问题;行政执法理论将随着处罚、强制、许可等立法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行政司法行为的性质及可诉性研究、行政仲裁及裁决制度研究也会有新突破;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实务研究将不断深入,行政合同及行政监督理论将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完善;国家赔偿法研究将围绕着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费用、程序等问题再度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