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行政补偿的宪政视角探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补偿制度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源于宪法上损失补偿的规定。该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宪法补偿条款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地落实。行政补偿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渊源。同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也是与对私人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宪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密不可分的。西方行政补偿宪政制度的探源对我国整个行政补偿理论研究以及对推进立法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地区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与东亚一体化比较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掀起了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的第一次区域合作浪潮。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只涉及部分经济领域的煤钢共同体发展到包括经济、政治、外交、     

我国外资优惠法律政策与世贸组织国民待遇基本原则的冲突及改革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为了兑现中国对加入WTO的议定书中的“遵守规则、放开市场”的重要承诺,我国已经开始对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清理,对一些与WTO原则相悖、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规范、完善,甚至是废止,确保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能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进行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和世界各国在一个统一的法律规则下共同发展经济和贸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以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为吸引外资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世贸组织原则中“国民待遇原则”有明显的冲突。本文将就现行的外资优惠法律法规政策与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相冲突的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完善的意见。一、对外资优惠法律政策的基本内容及与内资企     

哲学的活力在于思考和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

实践是哲学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要使哲学富有时代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思考和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担负着时代赋予它的使命;同时,也都提炼了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在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中,发挥了战斗的作用。“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2页),同一切维护和支持宗教的哲学唯心     

探索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解读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里的28个“监督”

正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要破解这一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根本要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里,"监督"这个词出现频率十分高,有28次之多。     

区县人代会:传承中有创新

正2014年1月,上海市各区县人代会相继召开。与会代表认真履职,为改善民生,推动区县加快改革,转型发展,积极建言献策。静安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曹惠琳代表领衔,12位代表联名附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对直管公房全项目大修项目监督与推动力度的议案》。议案内容聚焦了旧区改造这一代表高度关注、群众热切期     

医疗纠纷之人民调解制度探析

调解是现代社会解决争议的重要方式。当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医患双方之间纠纷和矛盾比较突出,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在医疗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随着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的出台,各界更加注重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以期更好地促进医患和谐。通过研究医疗纠纷的成因背景,探讨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疗纠纷的优势,揭示人民调解制度在当前发展的机遇与困境,更好地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基础四国”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正>"基础四国"机制的由来"基础四国"(The BASIC Countries)是由巴西(Brazil)、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下的谈判集团,取四国英文名首字母拼成的单词"BASIC"(意为"基础的")为名。"基础四国"机制于2009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形成。[1]自此之后,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述评

基于研究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需要 ,哈贝马斯由“合法性”的内涵切入 ,在以国家干预和科技进步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后 ,系统分析了其合法性危机并提出若干解决危机的方案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该理论以其创造性和系统性体现出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但也反映出哈贝马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