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的法理分析——兼论仲裁服务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

早期的仲裁是纯粹的私力救济,以后仲裁为国家法律所承认,并由国家强制力对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保证。对于仲裁的性质,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学说,它们各有所长,但都存在不足之处。仲裁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妥协和合作的产物。仲裁服务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政府没有开放仲裁服务的国际义务。     

论最小侵害原则在行政强制法中的适用

一、<行政强制法(草案)>与最小侵害原则 2005年12月24日,经多方努力最终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①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标志着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式进入立法程序,这可谓是当下我国行政法学界备受瞩目的大事.在这个重要的"行政法时刻",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对于<草案>确立的各项条款的关注可谓铺天盖地,其中,最小侵害原则就是一项较为广泛引起人们认同、体现行政强制权行使时必须自我限制的重要原则.     

透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缺陷

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宪法实施监督的规定,表明我国已经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规范意义上,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似乎已经完善,但制度层面上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违宪审查主体不当,违宪审查权与宪法解释权存在矛盾,审查内容范围狭窄,违宪审查程序缺失,审查结果缺少强制性,违宪审查制度难以实施等。这些缺陷导致整个违宪审查体系未能运作起来,宪法监督基本上流于形式。     

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以美国的地区战略为视角

本文以美国的地区大战略为视角讨论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欧亚腹地为地缘政治史上的"心脏地带",19世纪下半叶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博弈"。冷战后,美国参与这一地带所谓的新一轮"大博弈",其地区大战略有"大中东倡议"、"新中东地图"、"大中亚计划"和"大南亚理念"等。这些不是玩的概念游戏,就是一厢情愿的妄想。"重建阿富汗"是一个美好的许诺,如果掺杂了其他的考虑,那就会在这一"美丽的"借口下变了味。     

论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因判决而生的物权变动，然而该条所规定的判决究竞为何种判决、何种的法律效果并没有明确。本文旨在从民事诉讼法理论关于诉的分类（即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着手，对该条所规定的判决究为何种判决做一个分析，从而为该条的正确适用略尽绵薄之力。     

“包容性增长”的政治逻辑分析

从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视野来看．“包容性增长”的提出为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与权力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政府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目前，实现“包容性增长”面临着观念束缚、能力不足、制度缺位和职能滞后的政治障碍，当前要强化科学发展理念．完善相关体制．培育社会组织。促进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俄罗斯东正教新大牧首基里尔

今年1月27日,俄罗斯东正教都主教基里尔以高票当选第十六届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2月1日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正式登基就职,成为苏联解体后的首位新选大牧首。基里尔属东正教世家后代,是一代神学名师,德高望重,长期从事宗教外交,被誉为东正教会的外交部长。鉴于东正教在当代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俄当局对东正教在华传播的高度重视,基里尔责无旁贷地肩负着维护俄罗斯东正教的统一与振兴的历史使命。     

人工智能作为刑事主体的可行性探析

人工智能与刑法体系具有兼容可能性是确立其为新型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兼容的前提条件是赋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否定该前提的情况下,即使调整刑法体系内容纳入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从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刑法的机能与刑罚的功能。即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不具有兼容可能性,通过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使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刑事法律可以通过将人工智能的处罚作为自然人的附加刑罚或为人工智能创设一套法律制度,作为对人工智能犯罪规制路径的探索尝试。     

略论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以经济学实证方法为借鉴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成就了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中被认为最具有科学性的学科的地位。而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的发展。从方法论入手,检讨现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从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中寻求灵感,是提升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科学性的一条捷径。从注释方法到比较方法再到实证主义,从对策研究走向解释现象,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和成熟的表现,而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分野,是增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从方法论层面对于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正本清源式的剖析,才能避免实证方法的庸俗化。     

理念与选择：劳动法如何照耀家政工人

是否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律保护范围,并给予家政工人劳动法之＂工人＂身份和待遇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重要难题。从比较法来看,世界范围内对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主要有民事法律保护、劳动法保护、专门法保护以及民事——劳动法律协同保护四种模式。然而,家政工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工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专门法保护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国立法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律体系中保护,颁布《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提升我国家政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促进家政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