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石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在和谐社会的诸多价值诉求中,公正是和谐社会的首要价值和伦理基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从美德公正和制度公正这两个维度着手。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监狱医疗关系的适用性探讨

作者在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过程中发现，《条例》及配套的法规中，有关患者权益的条款对监狱医疗机构及服刑患者（以下简称病犯）适用性不明确，并且存在着与监狱医疗关系不相适应之处。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辨认控制能力不等于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第18条规定的辨认、控制的对象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刑事责任。另外, 辨认、控制能力在刑法学体系中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素加以论述的,它是在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之前 就必须查明的内容。而刑事责任能力是在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并确定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之后才需要查明 的内容。所以,不能将辨认、控制能力界定为刑事责任能力。否则,不但与刑法学的理论体系相矛盾,而 且与司法实践中的办案程序相矛盾,还难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中新派的错误观点划清界限。     

生态文明——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六大将生态问题纳入基本国策,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明智的选择,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摈弃功利主义发展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需要人们生态意识的培养与素质的提高,需要决策层的正确引导,需要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措施来实现.     

大众化时代高校德育模式的创新点

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新问题,高校德育需要迫切转变观念,加强工作模式的创新.本文认为,大众化时代高校德育工作模式的创新点包括:德育理念"自主化"、德育内容"生活化"、德育方法"咨询化"、德育载体"网络化"、德育形式"环境化"等.     

主体建构理论及其一般机制——基于“提供性服务歌厅”老板言及“小姐”时自我呈现的社区考察

基于对提供性服务歌厅的相处式社区考察,文章从主体和情境视角分析了歌厅老板对"小姐"的建构与言说及其不一致的现象,通过解读老板在言及他人时进行信息控制的感性意识和理性选择,阐述了主体建构的理论要点和一般机制:(1)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社会建构的再建构;(2)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3)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4)主体建构与言说的不一致,是主体在情境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健康适度劳动问题

推行绿色发展战略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其价值源泉——绿色劳动,绿色劳动的思想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马克思和舒尔茨,ILO的体面劳动、企业社会责任、现代化、知识经济、现代社会保障都蕴含着绿色劳动的思想。目前我国在社会劳动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推动劳动的健康绿色化,需要政府积极地引导推动、企业树立新的用人理念、工会努力发挥有效维权的作用,并需要多方面借鉴国际有效经验。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