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一种制度化的视角

价值理念最有效的传播与内化方式是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是。何况,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就有着合理的制度化缘由:首先,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有相应的制度与组织实践,它们是构建、强化、维护共同体的必要力量;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基于"共生理性"而合理地借鉴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这两条制度化路径来开展制度设计;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既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也能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提供帮助;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制度化的实体组织和实践机制,如联合国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可分别在全球与区域层面"双轨"推进其构建进程。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制度转向",使其从"价值话语"发展为"制度话语"和实体形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新疆域的国际治理

极地、深海、网络、外空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疆域,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注。当前新疆域治理面临着治理共识赤字等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全人类共同发展为目标,倡导共存、共建、共享等价值理念,其独特优势在于这一思想能够兼容不同的价值理念并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与新疆域的治理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解决新疆域治理的主要矛盾。国际社会长时期的和平状态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使得新疆域治理的差异具备可调和性,也要求更大的包容性,这使得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新疆域的国际治理成为可能。国际合作是在新疆域治理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路径。作为新疆域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积极倡导在新疆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维护和平价值、支持联合国主导等方面做出了表率。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CSSCI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安全的“前景图”

“全球安全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运用中国智慧为人类自救于危难、发展于和平、成就于安宁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安全观是安全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性认知。“全球安全倡议”宣示了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与时代价值。全球安全是一种本体安全，“和合”是其正向价值取向的核心，共生、共建、共享是其基本特性。为此，“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前提是“和合共生”，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价值目标是“和合共享”。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框架设计，描绘的正是呈现和合共生、和合共建、和合共享的人类安全“前景图”，以保障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70年:迈向新形势下的再引领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引领的变化。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中国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主要表现。通过向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理念,基于自身国内治理经验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寻求全球治理体系的增量改进,借助有利的政治机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受逆全球化浪潮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中国方案以及整个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新形势下,中国坚定地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维护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内涵、时代价值与中国的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核安全治理赤字、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低碳转型需求以及核安全的战略定位，创造性地提出了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强化政治投入、国家责任、国际合作及核安全文化是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坚持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参与构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努力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为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用一种新的思维来思考世界秩序以及建构一种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新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共生型国际秩序。共生型国际秩序强调国际行为体应具备共生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冲突是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建构共生型国际秩序的有益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共生观念。因此,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遵循共生型国际秩序的发展规律与内在要求:从发展方向上来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没有固定的终点,而是处于一个共生度不断提高的运动过程之中;从内在要求上来看,要维持和优化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守包括不触犯共生性底线、利益均衡分配、相互包容、尊重对方文化以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使命运共同体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北极治理困境与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引发北极争夺加剧,从而凸显北极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受到北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国际法在北极适用的模糊性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北极治理不但存在制度"碎片化"导致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也面临北极争端加剧的现实挑战。在此形势下,新的北极治理模式应当走协同治理的路径,即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制度间有效互动、发挥北极理事会的协同平台作用和培育共同体价值共识,来实现北极事务中的合作共赢。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实践,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加大南南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新方案和新举措。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拉关系发展需求、拉美一体化驱动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拉美一体化中的分歧、中拉贸易中的同质化、美国因素的干扰、地理距离遥远与文化隔阂等,都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空维度下,中国应在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以中拉合作框架为整体指引,以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为主线,以强化质量与增进互信为目标,与拉美国家携手共进,共同构建"五位一体"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南亚水环境治理困局及其化解

近年来,南亚国家围绕水环境治理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不仅加大了双边合作力度,而且为南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开发水资源夯实了基础。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与经济实力差异等原因,在水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短期方向不明、动力不足等难题。此外,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争夺严重伤害了国与国之间的感情,成为当前南亚地区关系紧张的催化剂,而国际社会参与南亚水环境治理开发,大国博弈又加剧了地区矛盾。当前,南亚国家在水环境治理合作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南亚地区特殊的"历史记忆"导致彼此间命运共生理念认同难度大,"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制约着国家层面友好关系的拓展。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进而通过"共情"行动来积极推进南亚水环境治理合作,不仅有助于培育国家间感情,也有助于推进水环境治理综合机制建设乃至实现地区整合发展。同时,亚洲有关各方也应该抓住南亚社会经济整合转型的机遇,以参与水环境治理为契机,进一步通过"共情"实践推动南亚经济治理向着更加合理的多边合作态势发展,形成彼此间新形势下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促进南亚地区的整合发展与地区繁荣。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心要义与构建路径

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面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多重挑战。着眼于信息时代下的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命运共同体”新范式超越“零和博弈”旧模式，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践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须坚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以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安全、责任和利益共同体。     

全球发展治理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融入全球发展治理的制度化进程,以广泛多元的国际合作助推经济增长新理念与包容发展新模式在全球的共享,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式发展观。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经历转型,处在这一进程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面临来自权力结构、运行规制、能力建设与项目合作等方面的深刻挑战。全面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民生改善与全球发展,需要始终将人类发展共识作为核心建设理念,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贫困治理的有益经验,积极搭建与联合国主导下的各类发展机制的合作平台,重视发挥基层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