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影响的衰落,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在世界恐怖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过去几年中,宗教型恐怖事件造成的人员死亡数甚至超过50%.从宗教型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将继续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2005年世界恐怖活动评析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来看,2005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在所有国家间都没有发生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但是从非常规冲突角度上分析,2005年又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不仅中东、南亚的恐怖活动迅速增加,而且西欧这个近几年来相当安全的地区,也因为伊拉克战争等问题而遭受了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海外基建与东南亚的国家基础权力

近些年,中、美、日等大国陆续推出各自的海外基建支持计划.对此,在大国战略、地区竞争和全球秩序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已较深入,但对东道国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影响还研究不足.本文在参考曼恩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索伊佛的三条实证路径(国家能力、国家权重和次国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基建对东道国国家基础权力之影响的分析框架.据此,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海外基建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基建对合法性的影响、融资模式的嫁接、东道国两难处境下的社会动员、佐米亚与国家建构,以及东道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该分析框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中的潜力.     

武装无人机与战争变迁：以社会-技术系统为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武装无人机成为新军事技术的象征，理解其军事和战略影响成为重要的课题。在既有的讨论中，支持者沿着功能本位论证无人机让战争变成了精确的外科手术，质疑者从价值本位批评它将战争变成了暗杀。两派在争论中各执一端，但都共享了将无人机器物化和静止化的预设。这些技术预设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变革与战争关系的思考，为此，引入技术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该概念认为技术不是静止的，一直处在变革中，技术变革不是器物的变革，是与器物相关的系统变革，是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以此观之，无人机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一个与社会无缝连接的系统，其演化的动力是技术利基、客观环境和社会制度三者相互作用，它经历了诞生、发展和制度化三个阶段。当前，无人机系统正处在制度化阶段，它与既有制度在资源分配、独立建制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冲突和融合。如果没有技术突破和战略环境的剧变，这种冲突和融合将会长时间存在，这决定了当前无人机战争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社会-技术系统的视角有利于思考技术变革和战争变迁的复杂性，并为应对未来的无人机战争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

RCEP强调“东盟方式”以及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承诺对较不发达成员实行特殊与区别对待的政策,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是本地区既有区域合作的延续和发展.鉴于内部整合和处理与TPP等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关系上的难度,中国应积极推进RCEP谈判,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谈判的艰巨性.当务之急是选择优先开放领域,凝聚RCEP参与国的共识和信心,实现RCEP谈判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之间的相互促进,并且摒弃RCEP与TPP对立冲突的思维.     

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现状与趋势

中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亚国家构建起平等信任、相互尊重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妥善处理边界问题以消除潜在冲突、不断提升战略伙伴关系水平、推动互利双赢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向中亚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互利合作以及平衡处理在中亚的大国关系等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十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走向仍将受到自身国力变化、中亚国家对华态度以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多重互动等因素影响。     

技术变革与战争“迷雾”演化

随着半自主武器和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战争的智能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乐观者相信技术驱散了战争"迷雾",战争变成了精确打击;悲观者则认为技术在增加透明度的同时引发了伦理"迷雾"。为了解决这种二元对立,通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迷雾"说的分析框架来梳理信息时代技术与战争"迷雾"的演化史,研究结论表明劳累、危险、情报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造成战争"迷雾"的四种因素。工业时代的平台中心战存在情报不足、沟通不畅、协作不够等问题,网络中心战利用信息技术和系统集成理念推进平台间的合作,提升了信息优势,丰富了人们对信息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但网络中心战未能解决"危险"和"劳累"带来的问题,同时引发了信息过载的问题。智能技术部分地解决了上述不足,但其压缩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忽略了战争是"活的反应",贬低了精神的力量,重新划定了人机边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机融合将是战争中需要解决的新"迷雾"。可见,人工智能未能驱散"迷雾",只是改变了"迷雾"的形态。因此,只有准确把握战争"迷雾"的形态,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降低"迷雾"的影响。     

劳伦斯·萨默斯的“孟买共识”评析

劳伦斯·萨默斯在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提出"孟买共识",并勾勒出其性质、特点、发展前景和影响。从深层次看,此举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是为了配合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因此,萨默斯的"孟买共识"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同时暴露出其诸多不足之处:在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上以偏概全,对未来发展模式的预测和推断草率失慎,对印度模式的总结和归纳言过其实,并刻意将"北京共识"和"孟买共识"置于对立面。萨默斯提出的"孟买共识"既不成熟,也难以令人信服,但其动机和这一动向值得关注。     

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德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始终围绕发展贸易关系，政治和战略考量居于次要地位。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对于欧盟对华贸易政策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利益的非中心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德国对欧盟最终决策的影响。欧债危机使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德国作为国际秩序新的“构建力量”的角色定位，表明德国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其心态与式微的英法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