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演进与当代发展 ——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分析

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指南。追求民族复兴是一个长期、宏大的历史进程,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大国崛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与历史使命。从实现目标及其顺序来看,民族复兴包括安全保障、富强发展、文明重构三个层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冷战等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下,实现保障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走出了从“谋富”到“求强”的复兴之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可能贡献,文明复兴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当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将民族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与外交思想笔谈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这是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研究,丰富外交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学理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外交价值观一以贯之,外交思想和原则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党的外交思想坚持人民性、独立性和时代性。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体系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开展涉港国际斗争,坚决反对与遏制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安全理论建设具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理论指导,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具体体现。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线性技术进步观反思——以电动汽车的发展为例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同时期各类技术的融合、工艺流程的积累以及市场竞争的检验。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年代,人们对于科技创新的迫切期待却时常形成一种基于线性技术进步观的浪漫主义想象,例如高估技术进步的速度、无视市场机制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以及忽视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境等。这种想象也带来诸多迷思,包括急于实现跨越式技术发展、迷信资本投入与结果成正比以及过于超前的技术伦理探讨。从电动汽车的发展经验来看,即便有先进的技术理念,实现技术进步也需要经历长期的探索、积累和市场检验的过程,因而需要建立一种务实和演进的技术进步观。     

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

由于国家安全机制的缺位或无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安全供给出现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趋势。该地区国家内部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来自外部的跨国行为体在不同的条件下组合,形成了碎片化、多种安全主体互补又竞争的“多元混杂”的安全供给格局,这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的安全供给格局明显不同。在这种供给格局中,很难明确区分“国家和非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现代和传统”,它们重叠交织在一起。安全供给的地方化、社会化、商业化和外部化使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能力被限制,整个国家的安全建设陷入困境,从而导致其“脆弱国家”的地位被“锁定”。由于国家化的动力不足,该地区安全供给的“多元混杂”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作为全球“安全洼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空间巨大,因此可以从理念创新和实际操作两方面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的实践。     

“2017年国际形势前瞻”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于1月14日在上海联合召开“2017年国际形势前瞻”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等地40多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围绕相关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日本政府与NGO互动关系分析

日本在设定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程中表现出了积极姿态,并强调加强与NGO等市民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自身实力、共同目标、信任度、制度保障四个指标,本文将政府与NGO二者互动关系划分为相互独立、补充促进、对等协作、同化吸收与对立五种理想化模式,认为日本政府更多地是从功能性的角度选择与NGO建立合作关系策略,但双方在SDGs框架下合作效果不明显,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