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抑或"制裁":美国对缅甸政策之"两难"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东盟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立场的发展演变

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外交互动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自2013年启动以来时断时续，却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纵观东盟在磋商中集体立场的演进，维护地区国家间和平关系、确保东盟中心性两大共同利益是促进东盟集体立场形成的主要动因；而成员国利益的差异性、东盟的组织特性则不时将东盟立场拖入困境。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政策因素则既凸显了东盟共同利益，又增加了其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共同利益驱动和集体行动困境的交替影响下，东盟立场虽然助力“准则”磋商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进入细节化磋商后势必面临不确定性。为使磋商达到预期目标，通过“去小集团化”“去国际化”“去安全化”“去唯国际法化”和推进务实海洋合作的方式，构建以“东盟方式”为基底的“准则精神”,是未来东盟以集体立场促进磋商取得进展和“准则”发挥实际效力的关键所在。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

2003年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摆脱萨达姆政权的长期压制,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伊拉克政府在战后难以向社会提供基本的经济和安全保障,这给什叶派宗教填补政府的权力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拉克由此呈现弱国家—强宗教的特点.西斯塔尼凭借宗教盛名、议价能力、选择性干政而被伊拉克国内各方所推崇.他在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将建立什叶派王国的构想纳入其中.但是什叶派构想与伊拉克国家构建之间存在着张力,加上西斯塔尼年事已高,各方围绕纳杰夫马尔扎耶将展开激烈的争夺.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能否从倚重西斯塔尼转到依靠制度尚有待观察.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中美竞合关系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国际战略对冲与协调的视角

随着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冲突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秩序中规范的遵约情况提出了片面责难。在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实施方面,双方的排异性极大。对于国际规范,双方的核心分歧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的认知。解决冲突的路径包括:(1)真诚的对话;(2)扩大累积性的规范、规制;(3)用预防性规范来弥补冲突议题中的无效规范;(4)对全球公域定约立规;(5)对于美国单方面坚持的规范,中国需要保持耐心与坚持原则,通过博弈进行制约。     

叙利亚冲突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劫难”

国际人道主义法致力于规制武装冲突,以实现"军事需要"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叙利亚冲突导致了震撼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导致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巨大灾难。叙利亚冲突本身的特征、一些国家暴虐"反恐"的泛滥,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缺陷,都影响了叙利亚冲突各方关于如何实现"军事需要"的考量,导致各方几乎都忽视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以参与方的不平等和非对称为核心特征的叙利亚冲突,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新常态"。以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为条件的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已经难以满足此种"新常态"。在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设过程中,国际社会须将当代武装冲突的非对称性考虑在内,推动某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义务。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确定"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免"恐怖主义"标签被进一步泛化和滥用。国际社会还需检视和减少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内外其他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弥合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裂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的日本政府与NGO互动关系分析

日本在设定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程中表现出了积极姿态,并强调加强与NGO等市民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自身实力、共同目标、信任度、制度保障四个指标,本文将政府与NGO二者互动关系划分为相互独立、补充促进、对等协作、同化吸收与对立五种理想化模式,认为日本政府更多地是从功能性的角度选择与NGO建立合作关系策略,但双方在SDGs框架下合作效果不明显,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分歧到理性:西方学界眼中的中国对非洲援助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大幅上升,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援非项目的研究日渐增加,并且开始出现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批评者认为,中国的援助是为获取非洲的政治或自然资源,给当地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而支持者则认为,中国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转让促进了当地的发展。2010年后,随着中国对外援助数据的公开,西方学者开始用实证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对非援助的动机和效果,其对中国援非项目的评价开始趋于一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援非项目并非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并且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式总体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同时,上述研究也发现了中国援非项目的部分待改进之处,可以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提高援助效率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