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阶级投票、宗教投票与德国两大"人民党"的选举表现——基于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的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德国两大"人民党"中,联盟党的支持率保持相对稳定,而社民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本文基于政党政治中的"社会分野",从阶级投票与宗教投票的变迁来解释两大"人民党"不同的选举表现.北威州与巴伐利亚州分别是社民党与联盟党的传统票仓,但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阶级投票模式衰落导致社民党近年来失去北威州这一票仓,而巴伐利亚州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宗教保守主义色彩,这成为联盟党在该州保持统治地位的基础.从全德来看,由于宗教投票模式较之阶级投票模式更为稳定,联盟党比社民党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其他政党的冲击.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新进程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进一步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对象和范围.协商民主的主体要由执政党扩展到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部门,对象要由传统的民主党派扩展到人大、政府、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内容要从传统的政治协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等多领域的协商.要创建把民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好群众路线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同群众路线密切相连、相辅相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保障是一切依靠群众;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归宿是一切为了群众。因此,只有坚持走好群众路线,才能真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冷战”后南美洲社会党执政参政状况:数据分析

2008年在社会党国际召开“二十三大”时,南美洲地区有17个社会党加入了这一国际组织,其中正式成员党14个,咨询党2个,观察党1个.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南美洲地区17个社会党执政参政状况的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截至2011年10月,南美洲地区加入社会党国际的17个政党中,已没有一个社会党执政,其中13个社会党在野,只有4个小党是执政联盟中小的参政党.南美洲地区的社会党是该地区左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南美洲地区没有社会党执政的现象说明,拉美左翼力量在崛起过程中,社会党未能发挥应有的支持作用.     

党内民主的有序性与自主性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就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各级党代表的自主性民主。党内民主的有序性和自主性是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不能借口党内民主的有序性,而压制党内民主的自主性。要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党员在党内选举、干部竞争上岗和民主监督三个重要环节上的自主性民主权利。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进一步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坚决反对和防止各种干预差额选举的不正之风。及时公布公开推荐和民主测评的结果,便于党员和党代表监督。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对苏共亡党教训的科学提升

苏共亡党发端于自苏共二十大后其长达五十多年理论建设的失策、失误到失败。我党九十年的胜利在于始终抓住抓好党的理论建设,永葆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性、先进性、科学性和坚定性,直至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科学命题。"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提出,是我党建设在认知上的更深化、理论上的更飞跃、目标上的更明确、指向上的更科学、定位上的更准确,从根本上成功地防止了我党重蹈苏共覆辙,为我党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拓展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左"的思潮甚嚣尘上,中国改革事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此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20年来,每当党的执政理念有所发展创新和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调整之时,就有"左"的暗潮涌现;每当右的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抬头,也就会激起"左"的暗潮对之口诛笔伐。这种情况总计有四次之多,分别发生在1995～1997年,1998～1999年,2001～2005年,2007～2008年。由于"左"的思潮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英明论断,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探析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在革命文艺思潮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五四新文学到20年代革命文学,然后通过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再发展到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变迁历程。这场运动将大众提升为文艺实践的主体和中心议题,强调文艺"为大众而存在"。在左联领导下,左翼作家们进行了三场思想论争,分别涉及大众化动机问题、现实问题、实践途径以及文字改革等从抽象到具体的议题。这场运动以完成文艺大众化、获得文学的"现代立场"为历史使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于远离大众、远离政治现场,这场文艺大众化运动还无法形成联结民众与政治、推动政治革命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