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美国总统弹劾:历史与现实

在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45位总统中,曾有3人遭到弹劾,但至今尚无总统被弹劾下台。事实上,无论是1999年的克林顿弹劾案,还是近期的特朗普弹劾案,其背后都有着强烈的党派斗争色彩。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总统弹劾越来越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党同伐异的紧张态势,使得两党对抗更趋激烈。     

美国人为何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美国”

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认为一切跟“国家”“政府”“公有”相关的部门都缺乏效率、干涉自由、导致腐败,只有市场、私人企业才具有最高的合理性。这种“任资本的力量在苍茫大地主宰沉浮”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进而导致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矛盾的加深,民粹主义抬头,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美国再提国债限额预示什么

提高国债限额的频率不会减缓;布什把联邦赤字缩减一半的诺言将更难以实现;联邦预算赤字问题将影响美国外贸政策在美国国会即将休会前,应布什政府的呼吁,国会在3月16日紧急通过法令, 再借国债7810亿美元,使国债限额从原来的8．18万亿美元,上升到近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闻讯后欢呼说, 国会保护了美国的全部诚实和信用,使政府能够兑现已经做出的各种承诺。紧接着, 国会批准拨款92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飓风的善后工作。     

相互依赖研究评述

本文旨在评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相互依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文章指出 ,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导致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基本概念、相互依赖与权力的关系、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文章概述了相互依赖研究的三种方法 ,预期收益模型、博弈论和实证主义 ,指出了现有的相互依赖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和空白 ,并且提出了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运动的内涵深刻而广泛,已成为影响东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认识相对狭隘,集中反映出其对日政策重点从控制转为利用,期待通过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有限推进使之逐步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但美国的对策与日本自身对"国家正常化"的战略期待存在差异,故美对策中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多种矛盾。     

评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

布什上台以来 ,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以来 ,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经历深刻变化 ,从目前来看新的对外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本文论述和分析了布什政府外交新战略形成的过程、特点和面临的问题以及对全球安全形势和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美国选举制度剖析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在宪法规定下、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它一直保持着宪法规定的基本骨架,并通过宪法修正案、联邦法律、政党改革、各州议会的法律而在具体程序和规则上有所变更.美国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联邦制度、分权制有密切的联系,也体现了美国政权体系中权力分散、权力多元、权力有限的特点,更反映了美国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的特色.选举人团制和预选制是美国的独创,前者“古老“,后者较新;但从实践看两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总而言之,美国的选举制度基本上与其他政治制度相适应、相匹配,也基本上能够完成美国民主制的目标,但也存在一些麻烦的、难缠的、短期内不易解决的问题.     

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

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严重的腐败时期 ,这一时期是通过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等社会改革运动来结束的。这些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 ,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建立旨在进行自我约束的“政府道德标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看作反腐败的一个主要措施。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还逐步设立了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 ,其主要关注在于事先预防 ,而不是事后惩罚。而国会制定的《政府道德法》成为对政府道德的法律制约。该法在 1 989年被扩大到适用于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国会道德规则的改革围绕着禁止国会议员接受酬金进行。在美国 ,由于私人经济部门中的行政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职位转换是惯常现象 ,防止“利益冲突”就成为防止腐败的一个关键。防止腐败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官员的个人道德 ,更重要的是依赖法律和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