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智慧、和合智慧、包容智慧,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内在优越性,实现了群众根本利益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了政党关系的非对称性和谐、实现了通过政党协商进行科学民主决策、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克服了垄断型一党制和竞争型两党制、多党制的固有弊端。作为和谐型多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展现了中国智慧,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新方向和新选择。     

费尔巴哈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费尔巴哈没有抛弃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也没有指责过费尔巴哈哲学中缺少辩证法思想,反而提出了"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概念。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是"直观性",而不是"形而上学性"。费尔巴哈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     

个体之于和谐的作用及其现实意义——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谈起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实体观哲学,他关于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思考,具有一种现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单子论以理论的方式确立了个体人的地位,并立足于个体之于和谐的作用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论证。我们当今所处的是一个需要和谐与发展的时代,确立个体地位,才能调动个体的能动性,达到和谐的发展,因此这种论证对当前我国以以人为本为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自然、契约与人性——古希腊智者与近代契约理论的界分

契约理论是关于国家(城邦)起源的重要理论。古希腊智者学派在自然与约定的争论中表达了早期的契约理论,将自然本性和人性完善作为契约的基础,对人、社会、自然做出了界定,同时也抬升了人的地位。近代霍布斯、洛克以自然状态为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以人性的欲望至上性为基础,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削弱了自然和人的本性力量。通过古代与近代契约理论的界分,领悟到人的真正发展是自身发展和自然的复活,是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马克思的“现实”概念

马克思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现实问题,他的“现实”概念是在与哲学、社会和历史的关系中得以呈现的,从中产生的一些内容也是我们熟知的东西。当我们对这些关系和内容进行深思熟虑的考察的时候,会发现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概念,需要对哲学与现实的同一关系、社会与现实的具体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总体关系进一步加以思考。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现实”概念,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前提。     

“单位本位”现象的发生及其与单位衰减的关联

单位体制下的单位本位现象,主要指由单位体制的总体性和单位组织的封闭性、保障综合性而衍生出的单位成员的价值和行为以单位利益为核心,违背制度规则,导致腐败寻租,对国家及单位外社会造成损害的现象。而所谓单位衰减则是指因单位争夺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渐压倒了自身扩充社会资源的能力,最终导致了单位制生命力的衰减。从历史上看,民主革命时期军事共产主义背景下的"小公"制度和传统家族本位观是单位本位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而单位本位现象对单位纵向联系的破坏,对单位组织间横向联系的阻滞,以及对单位领导和单位人的腐蚀,都直接影响到单位自身扩充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导致单位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减。理清单位本位现象与单位衰减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加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防范单位腐败犯罪,实现组织体制改革的创造性转换。     

“绝对精神”在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演进过程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确立于《精神现象学》之前,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过程。在耶拿时期以前,黑格尔对基督教的研究是绝对精神的孕育期,绝对精神隐含了一种生命的宗教特征。耶拿前期,在同一哲学思想的主旨下,黑格尔确立了绝对自身显现的客观性原则,并确立了民族的伦理是绝对精神的最高环节。在耶拿后期,形而上学得到了先验主体性的改造,绝对精神内涵进一步丰富,并开始了逻辑性的表达,从而开始了逻辑代替宗教成为绝对真理形态的过程。但是,由于成熟时期发展的方法尚未确立,形而上学和逻辑没有一体化,直到《逻辑学》的出版,才使绝对精神获得了思辨逻辑的完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