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侵权法比较研究

侵权法在两大法系中所采路径截然不同、风格各异,这一特点与具体规则模式和一般原则模式之间的现代法律理论的区别是相伴而生的。比较侵权法的焦点主要不是实体问题,而是侵权法的基本结构和模式问题。在侵权法的诸多具体制度上,两大法系远比普遍认为的那样更为相近,二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差别。     

医疗行为违逆知情同意原则之刑事责任

知情同意原则强调了病人同意和医师的说明义务对适法医疗行为的重要性。但是,考虑到伤害罪保护的是客观标准确立的身体健康利益,所以,医疗行为若是取得治疗效果就不符合伤害罪构成要件,没有刑事追诉的可能。即便是实际发生了医疗伤害,如果存在被害人同意、推定同意、法令规定、紧急避险,可以阻却违法性;如果存在同意的假定,也应当作无罪处理。     

关于中国犯罪论体系的若干辩驳

对待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着“在坚持这一体系的前提下予以完善”和以德日的三阶层体系加以改造的“推倒重来论”之间的激烈争论,其中前一种观点对于后者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作为一个“推倒重来论”的倡导者,对于这种反击进行针锋相对的辨析和驳斥,会使自身的立场更为坚定、明晰。     

论出资额转让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例

投资者转让在合资企业中的出资额,可采内部转让和外部转让两种方式。在内部转让中,投资者根据与其他投资者达成的转让协议,转让其在合资企业中拥有的出资额。在外部转让中,投资者根据与第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转让其在合资企业中拥有的出资额。对于投资者转让出资额问题,《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作出了有别于《公司法》的特别规定。     

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

法律对屠杀问题的回应,始终在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一种是以国家刑法为给养来源的刑法上的敌人模式,另一种是源于国际刑法的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后者更适合屠杀的定性标准,它暗示了在大量死难者面前,对人性的否定。建立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罪的含义;第二,归责;第三,惩罚的实质。首先,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反人道模式中被保护的人性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每个人的特殊性,以及每个人都平等地归属于人类共同体。其次,在归责问题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制裁处于权力链条最顶端的人,还必须考虑等级体系的所有级别。最后在惩罚实质上,我们不仅要在刑罚制裁上考虑惩罚的本质,而且还需要从修复以及协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文章最后指出,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普世的理想,尚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作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力。     

挑战与应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获得强力推进的基本依据便是司法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监督诉求,监督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内含于监督中的观念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转变,监督理念的现代化更新为监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泉源基础。目前所需着力实现的制度转轨集中表现在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等三大转向之上,由此呈现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新发展的完整风貌。     

空白刑法规范的特性及其解释

空白罪状由于概括性的委任立法使得规范弹性具有难以避免性和合理性,法律概念的相对性更为明显,部门法规范的易变性也使得其容易出现偏离立法规范目标的情况,对其必须进行刑法的独立规范判断,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倡双向对应的规范解释路径,能够有效地实现概括的类型化转向具体的定型化,获得规范与事实的一致。由于罪刑法定在技术上并无制约作用,因此规范解释空白罪状时,重要的是合理运用解释方法,以得出妥善结论,注重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可以有效地实现刑法的规范保护任务。     

基于外资并购谈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的构建

本文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分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质及其风险要素。在归纳外资进入我国的新动向、外资并购我国本土企业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揭示出外资并购中的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现状及其缺陷进行了梳理,分析、归纳了世界发达国家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的成熟立法经验,提出应基于外资并购实际,制定独立的、高位阶的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基本法",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法律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