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评述

中国重视家庭价值的传统既是官方也是民间能够迅速接受国外反家庭暴力法律思想的历史文化基础，是中国建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因素。正是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反家庭暴力的制度建设与国外建立在社会性别和人权之上的反家庭暴力理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现行法律中表现为容易在家庭与个人之间抹煞个体利益。因此，在尊重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同时，如何消除社会中“支配妇女和儿童”的权力机制，实现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平等，将是长期研究的课题。     

论信托合同的识别——以信托意思表示为中心

信托是英美法系最有特色的法律制度,海顿教授曾将其描述为盎格鲁萨克斯人的守护天使,冷漠地、无所不在地陪伴着他们,从摇篮到坟墓。①足可见信托的魅力。我国于2001年正式引进了信托制度。但相比于其发源地,我国信托制度的应用范围则较为狭窄。归其原因,在于司法实务中法官往往难以准确识别信托这一舶来品。故本文旨在对大陆法系语境下对信托合同的识别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力求为信托合同的识别总结出一般性的结论。     

论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执业行为规范

源于西方文明的律师制度进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产生多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突出地表现在刑事案件的辩护方面。而造成冲突的，正是中西方文化传统和管理制度对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行为规范的不同认识。     

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选择考量与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银行风险处置的理念和处置措施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相应具体制度设计有所不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监管俘获的产物，银行风险处置立法可以缓解监管俘获问题，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处置机构之间可能涉及机构竞争与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金融稳定法(草案)》在部分吸收域外风险处置措施的同时，制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但这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并可能影响相应制度建构的客观实现效果。路径依赖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分析我国银行风险处置的立法模式选择和深层次的制度考量。从形式与实质双重角度而言，立法模式、处置机构的权力配置、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涉及不同主体在风险处置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力量对比并且影响条款的最终内容。故此，应通盘考虑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建构与立法目标，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     

民法学视野中的非法取证行为

非法取证行为是指有权调查收集证据的公安司法官员违反法定程序，使用违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行为。本文从非法取证行为中主体的“过错”分析，民法理念看非法取证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程序性靠寸裁与“不当得利”等三个方面，以民法学为视角论述了非法取证行为。     

中国古代契约中的中保人制度探析——从大觉寺契约文书说起

中保人乃中国古代契约一个特色制度,伴随着古代契约的发展而演化,它在古代契约中具有多种功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自身也是契约理念和非契约精神的结合物。在中国古代契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保人制度中的各种功能在现代契约制度中找到归宿,其所蕴涵的契约理念亦为现代契约所吸收。     

论二审上诉合法要件与有效要件

作为一个审级,民事二审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否具备二审上诉合法要件从而决定是否受理上诉;二、是否具备二审上诉有效要件从而决定如何裁判。本文首先介绍了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二审上诉合法要件的涵义及构成事项;其次探讨了二审上诉有效要件的涵义及其范围;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二审上诉合法要件与有效要件的对策。     

《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精神和制度创新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倍受瞩目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现代法人税制的要求，以统一法律、公平税负、完善税制、促进发展为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在纳税主体制度、税率制度、税基制度、税收优惠制度、反避税制度、徵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     

浅议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反映了民事诉讼程序权利和程序正义地位的提升,是诉讼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全面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对国外的立法经验作简略介绍,并借鉴其提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几点建议。     

解读《物权法》第37条：物权法物权保护模式的认定——物权请求权抑或侵权责任

物权的保护,是指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恢复物权的完满状态。物权的保护既包括公法的保护,也包括私法的保护。"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是物权法的立法宗旨之一。因此,物权法在私法保护物权的过程中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