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就业促进法》特点及经验

20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推动了就业保障模式由消极型向积极型的转变。其中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包括: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失业问题的复杂性;有关就业保障的法律要具有前瞻性;法律自身要尽可能成熟、严密,具有可操作性;不能把解决失业问题的希望仅仅寄托在一部法律上。     

从军人价值观角度解析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失败的原因

1924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冯玉祥的个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与“家长制”治军传统相结合，破坏了价值观客观的群体性，导致了段、张二人上台；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倾向让位于军阀实用主义价值观，破坏了价值观合理的结构性，导致了自己的离去；冯玉祥及其军队价值观的滞后，破坏了价值观坚定的时代性，决定了北京政变的最终结局。     

保障性住房的投融资模式选择

从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延续多年的房改路径面临结构性调整，与调控政策相对应的是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保障性住房建设在2011年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10余年后，“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双轨模式重新成为公认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明确政策的前提下。如何确保此项任务真正得到落实．关键一点还是在住房建设的投融资保障上。     

国务院部署“十三五”规划编制

正9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启动工作。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五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五年。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着力     

贫困山村：上哪儿找合格的教师？

当前重庆市有许多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校存在教师队伍年龄老化、学历偏低、学科不全等结构性矛盾，师资队伍素质及现状不容乐观，队伍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2007年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重庆市义务教育实施条例》列入了立法调研计划。希望通过修改法律，对农村教育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浅析钢铁企业无形成本动因控制

无形成本动因是企业战略层次上的宏观成本动因,如企业规模、技术、价值链的整合程度等。据国外的研究表明,无形成本动因对产品成本的影响约占85%。因此,加强对无形成本动因的管理无疑应成为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     

坚定不移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30年,浙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支撑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解决当前我省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做好群众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农村改革以来,粮食由不足到有余,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但是,随着农田的逐年减少,生态恶化,种粮与其它经济效益的反差,加上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农民种田产粮的积极性是否持续?粮食总量是否稳定?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著者在该书第六章“暂时的结语”中写道：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亦即我所谓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追究，对构成此一法学时代基本知识内容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逐一做出了分析和批判，而且还明确对其发展过程缺失对中国现实予以关注的现象（包括中国法学的‘都市化取向’）提出了根本的质疑。经由上述的努力，我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法制的发展，而只能致使西方法律／法制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与此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终于导致了我所谓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性危机，或本文所谓的‘范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