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罪定罪标准探析

我国新刑法第201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采取……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中国古代法制中的礼与刑

儒家以礼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德为维持礼的力量;法家以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刑为推行法的力量。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把礼与刑紧紧揉和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确认和维护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刑的镇压作用,以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组织偷渡亟需严厉打击

2003年1月7日,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组织运送偷渡案件--"富源轮组织偷渡团伙案",在南京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宣判.陈文树等四名"蛇头"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分别判处许飞等三十八名被告二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论中国罚金刑的立法修改与完善

1979年刑法确立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之一的法律地位。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罚金刑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使我国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制向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的刑罚体制转变,其中新增加的罪名多为贪利性犯罪,处以罚金的适用范围显著增加。1997刑法罚金刑立法的下列问题有待完善：过份重视罚金刑的并科;罚金刑的适用对象较为单一;罚金数额有待进一步明确;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不完善。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论罚金刑的效益价值取向

罚金刑的效益价值首先表现为它体现了现代刑罚的价值取向的转变,同时更体现为罚金刑相对于其他刑种来说,是公正价值和效益价值最为兼容的刑种。如果运用得当,罚金刑不仅可以震慑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可以减少司法成本、社会成本,进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安定。     

“扒窃入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

扒窃入刑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其扒窃行为的特殊危害性,“扒窃入刑”客观上无数额、次数、手段的限制,突破了盗窃罪以数额定罪的观念,但主观上应是基于窃取较大公私财物的故意,应从这两个方面把握扒窃的入罪标准.扒窃的既遂标准与一般的盗窃差异不大,但扒窃入刑使得扒窃未遂也受处罚.总之,《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扒窃的规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司法实践中打击扒窃的困境.     

对法院预收罚金进行法律监督的分析与展开

法院预收罚金,是指在判决宣告前被告人根据法院要求主动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将来判决时的罚金。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法院预收罚金从轻处罚并不违背刑法公平原则。开庭审理前,法院预收罚金不具有法理上和逻辑上的正当性;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判决宣告前,法院可以预收罚金。对法院不当预收罚金的,检察机关应当采取纠正违法和抗诉两种手段进行监督。     

浅议人民检察院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监督地位

实践中，“先刑后民”司法处理原则适用的泛化曾给民刑交叉案件的正确处理带来偏差。本文从立法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可以充分利用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同时作为程序参与方（公诉机关）的便宜入手，论述了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从民刑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入手，对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加强监督。     

关于盗窃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调查发现，盗窃罪是刑事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正因为此，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对盗窃罪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盗窃罪的某些立法和司法还存在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就盗窃罪的主刑、附加刑和盗窃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