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创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战略思想,系统总结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亿万人民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提炼升华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脱贫攻坚注入强大思想动力。"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中国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中国路径与挑战对策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也给全球卫生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关键产品工具。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新冠肺炎疫苗供给困境集中体现在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严重失衡、产业链分布不均、美国供给意愿与能力弱化三个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从国内层面积极研发疫苗、区域层面主动展开合作及全球层面加入疫苗多边机制三大路径向国际社会供给新冠肺炎疫苗产品。但随着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失序、失衡,中国新冠肺炎疫苗产品的全球供给面临着疫苗的安全性、政治化与国内外需求平衡等挑战。当下,中国应坚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立足国内疫苗研发生产的实际情况,以多边卫生机制为主要平台,强化国际卫生合作,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机制研究

着力破解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防范化解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挑战,具有鲜明政治性、特殊重要性和极端敏感性.根据风险衍生"事前——事中——事后"的衍生逻辑和系统论的观点,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系统主要包括事前环节的风险识别子系统;事中环节的风险防控子系统和应急管理子系统;事后环节的恢复子系统以及学习优化子系统.秉承系统治理、动态治理、主动治理的原则,根据风险治理阶段的不同特征和需求,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统一战线各领域的事前日常风险管理、事中应急风险管理、事后危机风险管理系统.为了使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防控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功能,治理主体也必须从指标维护、信息管理、数据处理、专家分析、险情识别与预控处理等方面做好闭合系统维护.     

高校微文化安全现状调查分析

以高校微文化安全为主题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各高校已经开始抢占微文化这一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阵地,微文化领域主流媒体得到当代大学生的信任,但同时还存在大学生微文化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微文化领域负面信息影响明显、高校微文化引领力不足等问题。高校应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大学生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加强大学生的微媒介素养,增强微文化安全意识;发挥微媒体的传播优势,强化高校教育引导功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发挥微媒体的正面效应。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中国灾害治理：组织、制度与过程研究综述

从"灾害管理"到"灾害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一种全新理念的转变。我国灾害治理经历了绅商被动、政府管控、国际合作、多元参与等四个阶段,灾害治理组织主要有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突生型等四种制度化类型。就"体制转型"而言,存在"应急集权"纵向与"多元协同"横向体制合作困境;就"应急机制"而言,存在"常态"与"非常态"机制并存研究不足问题;就"法制建设"而言,一般是事后补救性改革,缺乏事先前瞻性与预防性建设。虽然社会脆弱性、社会韧性、社会建构主义等常态理论研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非常态理论研究进展有限。由于各国政治取向、资金投入偏向以及追求短平快的政策导向,基础研究很难开展,未来需要通过开辟"新方向—新领域"、从单一迈向跨学科、由单一转向全生命周期、突破"应急—社会"困境、在"常态—非常态"找到平衡以推进基础理论研究。政府与社会各界都需要重视灾害治理,哪怕只是简单了解也非常有帮助,也能有效减少与避免灾害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