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银川市社区文化建设路径选择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城乡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抓手,可以有效提高公民素质,提升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为社会管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奠定基础。     

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实践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回顾反思展望——世纪之初看中国公民权利

我国在发展公民权利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受诸多因素制约 ,我国公民权利发展水平还带着初级阶段的时代特点 ,在 2 1世纪我国公民权利将获得重大发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构造及其规范解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不能直接沿用民法或者行政法的法益内容，个人信息权益与信息管理秩序均不能直接作为其法益内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判断具有整体法秩序意义上的逻辑性，当行为符合个人信息权益的侵权要件时，会对相应的民法法益造成侵犯。民事侵权的成立范围应当考虑到对包括信息管理秩序利益在内的社会要素的平衡，构成民事侵权的行为才可能进一步考虑是否成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如果侵权行为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具有抽象危险，该违法行为就可能达到刑事不法的程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法益内容是个人信息权益，而刑法法益则是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在前置法的违法性判断的基础上应当分析对其他人身与财产安全是否具有抽象危险。对于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来说，相关司法解释以个人信息数量来界定抽象危险的成立标准时应当有所区别。现有司法解释以及司法适用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整体法秩序的视野中，以法益构造指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的完善以及个罪的规范解释。     

非政府组织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及对策

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素质,而政治社会化正是提高我国公民政治素质最基本的途径[1]。公民的政治社会化一般都要借助许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机构来实现,这些组织机构包括以政府、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社团组织等[2]。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     

当前地方法治建设的阶段转换

正近年来,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整体框架下,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治省份建设,相继出台推动地方法治建设的"决定"、"纲要"或"规划",如"法治江苏"(2004)、"法治浙江"(2 0 0 6)、"法治湖北"2009)、"法治湖南"(2011)、"法治广东"(2 0 1 1)、"法治天津"(2012)、"法治福建"(2014)等。总结地方法治建设的阶段性特     

用法规宣示道德底线值得倡导

正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究竟该不该被赶下车?笔者认为,立规宣示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做法值得倡导,但不让座就请其下车则属矫枉过正。笔者认为,立规宣示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的做法值得倡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和抱小孩的乘客让座是尊老爱幼的具体表现,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公民应     

主动问计于民拓宽公民参与立法之路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立法途径”，是今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组承担的一项重点改革任务。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改革任务要求，结合年度立法计划，边立边改，边改边立，推进和创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工作机制，以多种形式拓宽公众参与立法之路。 注重听取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成为新常态。开门立法、尊崇民意，关注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是精细化立法时代背景下，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命题。在今年的立法工作中，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注意倾听法规调整和规范的利益群体的声音，尤其是“不同的声音”。     

保护被害人义务的归属

保护被害人的义务具有多重归属，国家、社区、家庭以及公民自身都当共同承担保护被害人的责任。国家应当是对被害人实施保护的第一义务人，社区是对被害人实施保护的直接责任者，公民自身是保护被害人权利义务双重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