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民间法的兴起及其与国家法体系的互动

跨国民间法是基于跨国法律多元主义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由全球公民社会创立并监控执行的独立于国家法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之外的规则体系.跨国民间规制在上个世纪末迅速崛起,对跨国公共规制提出挑战.但跨国民间法与国际法体系也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各有所长,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完成全球良好治理的使命.     

日本社区的防灾减灾经验

<正>"社区减灾"是指活跃在社区里的各个主体,如居民、企业、民间组织、基层政府等结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在灾害面前具备基本的自救、互救能力。日本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自然灾害尤甚,多年来频频遭遇暴雨、暴风雪、洪水、地震、火山、泥石流、海啸、台风等灾害袭击,在饱受灾难折磨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和各地方社区汲取以往应对各种灾害的经验教训,推动地方防灾社区的建设,提高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历史预置、理论主张与分析视角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周期:科学管理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与整体政府时期,形成了"分工—协调"论、"结构—功能"论、"无缝隙政府"与"伙伴关系"论、"整体政府"论等较为成熟的理论主张。其分析视角主要包括政府效率的视角、公共选择的视角、民主政治的视角。但是,从理论层面上看,国外的"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由于缺乏从通则式的解释模式分析政府部门间关系的调整,因此,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政府部门间关系",从而不能拓宽理论研究的适用范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倡导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三北”安全环境研究——中国与前苏联(地区)国家关系评估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无论在应对新挑战方面,还是在满足各国外交战略的需求方面,都走在了国家关系调整、地区结构重塑的前面。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发展最顺利、合作最广泛和最深入的,未来也是最具有稳定预期的。它们之间漫长的边界已经成为和平友好、稳定和谐的睦邻地带。     

中俄蒙时代的到来——北线丝路开发的蓝图

东亚国家的历史伤痛“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当从亚洲东部开始,首先关注的应当是中、日、朝、韩的经济一体化。历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的文化融合度最高,往来最多。然而,由于近代历史问题,中日友好邻邦这一伙伴关系现已不存在了。朝鲜也出于种种原因与中国保持距离,韩国与中国则暂时走到了一起。所以,“丝绸之路     

用商品及其包装容器形状申请注册立体商标的审查

【裁判要旨】在以商品及其包装容器形状申请立体商标时应强调必须具有非功能性的条件,在不满足非功能性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具有显著性也不得注册为立体商标。在商品及其包装容器形状的显著性判断上应当从严把握,因为通常而言消费者不会将商品本身或其包装容器视为标示商品来源的标志,也就不可能具有固有显著性,只有经过使用使消费者看到这种外形就能识别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TPP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外交战略与经济利益并重的复合型大国关系。在外交战略层面,TPP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但二者并不必然相互抵触,这主要取决于四重因素:统一的亚太区域合作制度平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多重FTA体系;RCEP与TPP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条件。在贸易与投资层面,对比中国和日、加、墨等TPP谈判方的对美贸易与投资情况,TPP对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十分有限。在亚太区域统一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多重FTA体系,中美双边合作机制的三重保障下,TPP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呈现较大的兼容性。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