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区域党建与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协同推进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和社区教育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考察区域党建、社区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现状,可以找到其融合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和理论逻辑性。区域党建和社区教育有机融合,强化统筹管理体制,创新协同推进模式,建立科学考评办法,是新时代区域党建、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理论创新

从中国方面来看,将新型大国关系从俄罗斯拓展到美国,并且取得积极成效,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历史性实践。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框架,已经蕴含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中。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缙云山、中梁山(含歌乐山)、铜锣山(含南山、铁山坪、玉峰山)部分区域建设管制的通告

为切实保护好我市珍贵的森林、绿地资源,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建市民绿色家园,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重庆市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重庆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本市行政区域内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山脉中具有城市“绿色肺叶”功能的各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绿地和城市绿地划定为建设管制区(具体范围见附件1、2),对管制区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实行特别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对管制区开发建设的相关规划进行调整。在新的规划公布施行前,原由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制定或批准的各类规划,涉及管制区内开发建设的内容,一律暂停实施。对除市规划行政主     

大寨村的新生活

昆山，东靠上海，西邻苏州．是江苏省的东大门。市域面积92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3．7万，外来暂住人口超过62．57万人。下辖10个镇和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写好口岸大文章 加快凭祥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是在跨行政区划的前提下,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及服务市场一体化的经济模式。一方面,区域经济是地缘经济,中国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已由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中央-省(市、区)”两级调控模式,转换为“中央-经济区”与“中央-省(市、区)并重的调控模式；另一方面,区域经济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有专家预言,区域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格局的未来发展模式。     

浅论政府营销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各地区又一次面临机遇与威胁的双重挑战,各地区政府如何转换角色去迎接这把双刃剑,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近年来讨论的主题。本文用巴斯夏“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理论和博弈理论,力图说明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观念、体制和方法都要与时俱进,这也就是政府制度创新所追求的目标。     

和解、合作与调整——评斯特莱斯曼的大国外交

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冷静地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推行了一条理智而务实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于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手段在于实现与法国的和解,加强与巩固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调整与美英两国的手段.     

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再调整阶段，中国的崛起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步伐的加速使两国关系在多方面出现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波折性。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宜对此抱过高的期望。但我们也不宜持悲观态度，中日经济关系现状表明两国关系仍存在着巨大改善的前景，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