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视角下深圳邮轮游艇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出台,为深圳下一个三十年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也向深圳提出了建设"世界级海洋中心城市"的新课题。结合国际知名湾区的发展经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需求,发展邮轮游艇产业已成为深圳自身转型发展以及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先导城市,应主动牵头大湾区城市编制协同发展的区域性产业规划、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完善区域服务配套设施、按照国际标准提升邮轮游艇运营管理的规范性和开放性,建设具有国际标志性地标意义的邮轮/游艇特色小镇。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演化历程、动力机理与未来展望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阶段，亟需新旧动力源合力推动。通过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脉络、政策脉络、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制度创新、市场融合、创新引领、数字经济带动、开放协同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主要动能。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纵向政府协同、经济与城市体系分化、营商环境优化非均衡性、外向型经济发展差异性四个区域特征。基于四个区域特征，通过构建了“目标—要素—机制”理论框架，形成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协调路径，即权责利对等的协调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效应促进行政协同，一体化市场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速市场协同，通过创新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高融合性等特征推动产业深度协同，自贸区等对外开放门户枢纽通过制度学习效应和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实现开放协同。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下一步应围绕多中心空间结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等议题展开。     

辽宁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研究

正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下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开发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它是湾区经济的中国创造,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领航者。辽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落实"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举措,对于辽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有着重要意义。从世界范围看,湾区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优质生活圈建设的高效增长极。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成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过程中的全新的发展增长点。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从2003年形成第一个政策文本,到稍后写入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世界一流湾区经验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大的湾区,也是国内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2017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世界一流成熟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着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经济与产业发展实力水平仍偏弱;产业结构同构化;经济、法律制度相异制约协同发展等问题。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要借鉴世界成熟湾区的经验和做法,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持久、有效、完善的城市协调与规划机制;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合理分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积极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区联盟。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治理的“立体化”面相:多层级治理的概念、模式及争议

多层级治理最初被学者们用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后来,这一术语逐渐扩展到政治学其他研究领域以及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多层级治理指的是多个管辖权层面的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为解决公共问题而进行的持续互动的制度安排。多层级治理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模式。按照管辖区域特点、成员身份是否重叠、管辖层级有限还是无限以及制度安排是稳定还是具有弹性等四个因素可以将多层级治理分为两种模式,而引入结构性因素与等级化因素之后,则可以将多层级治理进一步分为四种模式。多层级治理的兴起引起一系列争议,这些争议既有事实层面的也有价值层面的。     

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推动辽宁产业转型升级

正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面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是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和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策源地,对建设富有活力、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湾区经济,正处在港口经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向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发展阶段迈进的过程,其发展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辽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留学生教育发展对策探讨——以广东高校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推动粤港澳高校教育合作发展,这为广东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带来新一轮战略机遇期。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文章结合当前广东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现状,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广东高校发展留学生教育的优势,立足区域优势互补的原则,立足高校合作共赢的理念,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以期广东高校能牢牢把握这次契机,发挥政策优势,谋求自身发展,推动留学生教育发展,提升高校整体国际化办学水平。     

论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区域垄断、治理体系重构与“多中心”化——水务治理的制度选择

早期对水务产业治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机制、公有企业之间的选择,以及市场机制的内部模式问题,这无法解释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的困境,也无法为我国水务行业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将制度背景、水务行业的经济属性以及水务行业的治理制度选择结合起来,以英国经验为基础,构建了新的解释水务行业治理体系改革框架,即"多中心"的水务治理制度框架。     

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标志着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昭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催生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发展新动力,开辟以大都市治理为主战场的发展新空间。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是集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于一体的新型大都市治理范式,呈现了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三新"特征。推动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转型,必须遵循从统筹区域合作到促进协同发展再到推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这一中国式制度演进轨迹的基本经验,坚持"先规划对接,再深度协同,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理念,实施"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五位一体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用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的最新理论成果与制度体系设计,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与发展动力。     

编者按

正2020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要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辽宁的全面振兴和发展要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     

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

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与新业态的迭代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在快速进入数字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传统理论多从技术层面肯定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积极意义,但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数字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本身的转型。应秉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国际与国内同构"这两个治理原则,从技术、行为、组织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数字治理体系框架建设,并在技术能力、规范能力、组织能力三个方面加强数字治理能力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和路径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与挑战。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突出,亟须培养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和动力源。粤港澳大湾区优势明显,香港澳门拥有独特的国际化优势,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区,市场发育很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既是特色所在、动力所在和潜力所在,也存在阻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突破障碍,探寻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且现实的意义。     

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

自全球化进程以来,全球社会就伴随着风险,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度发展,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交织碰撞,全球社会的风险程度进一步加深,"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也面临更多新挑战,主要是大国霸权加大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难度,碎片化治理机制导致"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缺乏成效,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导致全球集体行动困难。中国以新全球化推动"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加强制度供给,消除"全球风险社会"治理赤字,增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合力,积极推动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交流合作 助力辽宁高质量发展

正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战略部署和新时代的新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较强的创新生态优势,香港有5所进入世界一百强的大学,广州有5所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大学,发明专利数量和国际专利受理量均居全国首位,同时在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方面区位优势独特,在多方面值得辽宁关注和学习。辽宁是国家"一五"时期建立的老工业基地,是全国科教资源大省,但是长期以来,科教资源未能充分转化成经济优势。近年来,辽宁立足产业发展基础和科教资源优势,正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为发展方向,     

集体选择的困境及其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克服——印第安纳学派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是印第安纳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它是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囚徒困境"到哈丁的"公地悲剧",再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告诉我们,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要想避免非理性的后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私有化,要么构建一个外在的政治权威.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则在二者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其核心是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利用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资本,赋予治理组织充分的自主权,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以此摆脱集体选择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