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着力提升吸引外资水平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引擎,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挑战,应主动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着力优化区域内部协作机制和营商环境,提升吸引利用外资水平。打造智慧招商平台,降低外资进入信息成本。拓展区域招商渠道是做好招商引资的有效途径。除已有各类投资促进活动和展会平台,还应利用大数据、数据云、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商务信息资源充分整合和深度开发,建立匹配数据开放时代特色的智慧招商平台。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     

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优势与作用 ——以北京市社会组织为例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组织正逐渐走向成熟,成为社会有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在款物募集、提供专业服务、组织志愿者、促进交流合作和助力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出独特的优势与作用。可以通过政社协同、社社协同、能力提升和宣传引导,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应急管理体系中的价值。     

高质量构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战略性成果,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拓展,要求我们深化标本兼治,夯实治本基础。河北省直纪检监察工委聚焦廉政风险源头防控、关口前移,构建责任明晰、措施有力、覆盖全面防控机制,大力推进省直机关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区块链法治化监管需要大智慧

区块链"气态化"趋势挑战了政府的监管能力,这种颠覆式创新冲击了既有规则和市场秩序,加剧了国际竞争与挑战。对此,应摒弃政策高度波动与运动式执法,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有助于监管者在创新监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科学立法在区块链监管与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重顶层设计与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法治精神,使监管与风险处置法治化。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