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应急思维建设应急法治

"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全球治理之中国经验——基于习近平"共同体"视角下的思考

世界进入新一轮激荡与分化的百年大变局,全球治理自提出以来即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全球治理的现实关照下,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共同体"重要论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构建,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器物、制度、精神层面提供了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百年变局提供了中国方案.     

探索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基本区域,社区也是城市管理体系中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更是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加大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力度,使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效用,确保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以及居民自治之间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阻碍社区治理工作的进行。     

下沉党员,有“画”说!

2020年以来,应城市持续用活“下沉”模式,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为主线,推进“一线征集,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组织晒单、群众评单”的“一线五单”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以项目化方式促进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实体化运行为抓手,着力充实社区力量,务求服务群众取得良好效果。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析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