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站点”成为困难群众帮扶的“大平台”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着力构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体系,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对困难群众、特殊群体进行立体化帮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构建体系,培育队伍,明确"谁来帮"。荷塘区积极推动"禾计划"基层社工站建设,构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络体系。区级层面成立社工总站,积极发挥公益服务中心的作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帮扶。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积分银行”调节村社治理

乡村治理长期缺乏抓手,不少村务活动无法开展,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2019年以来,重庆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文明实践积分为抓手,橇动基层治理,使得村容村貌更清爽、乡风民风更清纯、干群关系更和谐、社会治理更有效。“党员开会都不来,更别说普通群众”“现在农村变化很大,但一些传统美德也在渐渐遗失,群众不知足、不满意、不说实话的现象普遍,对村里的事情也不理不睬。有时候党支部开会,一些党员都喊不拢,更别说开村民大会喊普通群众了。”     

智能大脑助政府当“巧妇”

通过“流水声”的细微变化.“智能漏失监测仪”监测地下水管是否泄漏……通过“污染指纹库”的自动比对,“监控点矩阵”自动定位偷排污企业……通过“桥墩体征”的实时感应,“传感器群”实时报告桥梁承压数据……近年来,安徽着眼于向科技要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聚焦专注民生小事.     

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推动构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地区——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近30年来,坚持规划引领,通过规划的科学编制、高效实施和精细化管理,优化城区空间布局,成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通过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同类地区的建设发展形成一定的借鉴,并在未来亦庄新城的全域规划建设中,积极推动高标准建设实施,努力让亦庄新城继续当好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