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概述

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师复所谓的"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形成了本土的"师复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而江亢虎和师复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均以个人主义为基石.三者均不能在理论上为各自所鼓吹的"社会主义"作出逻辑自洽的解释,由此成为论战爆发的根源.论争过程涉及社会主义流派史的知识,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引进,从而为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职务犯罪强制处分适用的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以留置为中心的分析

在以刑事强制处分作为程序变更效果的监察措施运行过程中,其可因监察调查程序的特殊性而在调查终结前欠缺必要的刑事司法审查环节。201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未明确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时,可对监察措施的审批与执行进行司法审查的权限,这阻却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实效的发挥。以大陆法系强制处分的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为理论观照,强制处分的司法审查乃属法律保留事项,在司法保留与法官保留的语境下,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变更监察措施为刑事强制措施应遵循强制处分的适用规律。立法应保留将监察措施变更为轻缓刑事强制措施的处分空间,审酌实践中职务犯罪具体案由、证据收集情况及量刑期待等因素,细化完善留置期限类型化设定。同时,以留置为典型,监察措施适用的必要性审查应遵循"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程序相称要求。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研究

女性养老资源供给未曾出现在政府文件的表达中.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为中国养老政策、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和研究领域提供了全新理念和视角.文中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结合国内外社会福利的实践,分析我国的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探讨国家、家庭、市场、社区及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研究各主体之间协调通达的路径,分析中国未来女性养老资源供给主体及角色定位.     

跨越东西差异,践行多边主义

今年中方的出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我和我的同事是从前线而来。中国政府正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全力抗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疫情,14亿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投身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我们决心守护武汉,守护湖北,守护与病毒抗争的每一位骨肉同胞,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超国家主义: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秩序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由"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向"关系互动论"的转向。但研究中尚缺乏较为本土的分析框架。借用梁启超"超国家主义"的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关系实践为分析对象,创造性地从"化"与"治"、"礼"与"法"两个维度的权力拉锯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权力视角下的研析,尝试进行实体论创新与关系论整合。研究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国家融于社会""无国家"与"超国家"特征明显;"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并置,且在"化"与"治"、"礼"与"法"的权力互动中表征为"内圣外王"之理与"平天下"之目标的匹配,"皇权不下县"与基层乡治传统的耦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性质。     

《民法典》视野下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的构造

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功能不在于创设一个新的权利，而在于为与担保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提供信息以及为确定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提供基础。如此，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以声明登记制为基础而构建。《民法典》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物权的功能主义立法方法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前提。在维持特殊动产、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的前提下，统合没有所有权登记的标的物上的担保登记系统，并建立两大登记系统之间的电子链接。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是基于互联网的完全电子化的登记系统，其编制采取人的编成主义，并辅之以物的编成主义，涵盖所有在功能上起担保作用的交易类型。担保权人可以自主在线完成登记和查询，但为防止欺诈登记和虚假登记，担保人享有受领登记通知、请求注销或修正登记的权利，担保权人负有注销登记的义务。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