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营商环境优化

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要义的“放管服”改革是实现营商环境优化的关键之举。两者在改革逻辑、改革重点以及改革方向等方面存在耦合关系。“放管服”改革以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营商环境的市场化;以放管结合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以优化服务满足市场需求,促进营商环境的便利化。“放管服”改革助力营商环境优化的有效路径具体表现为:以职能瘦身激发市场活力,以依法行政维持市场秩序,以制度创新积蓄发展动能,以技术赋能促进环境优化,以全周期服务满足市场需求,以可持续治理稳定市场预期。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北大核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所以成为共同富裕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因为二者在价值理念上统一于“人民性”,在理论基础上通约于“共享论”,在治理体系上耦合于“元治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主要是通过社会阶梯效应、拉动增长效应、分配调节效应、全面发展效应来实现的。在未来,需要健全二者的有机衔接机制,通过调整空间布局、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更好发挥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     

湖北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工业强则湖北强，创新是第一动力。湖北省正处于由工业大省迈向工业强省的重要时期，加快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早日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当前，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孕育的新突破，也有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紧迫要求。面对复杂严峻宏观形势，湖北省推动各项技术创新政策扎实落地，综合创新实力不断增强，创新特色日益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趋于稳固，绿色技术创新成效显著。但与发达省份相比，工业科创尚存一些短板和问题：技术层次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关键技术及核心部件受制于人局面亟待扭转，创新资源配置不够均衡,交叉融合创新深度有待加强。鉴于此，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技术跨界融合、构建集群式创新网络、厚植绿色创新优势、深化技术创新合作，就成为湖北省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去内卷化：当代青年的“反向生活”及其社会机理

当下持续内卷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氛围暴露出的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选择各种“去内卷化”的“反向生活”方式，如反向考研、反向考公、反向就业、反向旅游、反向过年等。本研究通过对青年群体的反向生活行为考察分析，发现在当下中国大城市日益挤压和内卷的情形下，反向生活体现出部分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改变，引发出一些青年生活新共识。笔者认为，应该鼓励和支持青年人合理地选择反向生活，这既能够帮助更多青年顺利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助于推动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人才分流战略。     

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以课堂教学改革应对大学生“躺平”现象

“躺平”现象在部分高校和青年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和传播，对当代大学生的培养带来新的挑战。文章分析“躺平”现象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理，指出实践无力和挫折恐惧是滋生学生“躺”的心理诱因，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是“平”的物质条件，多媒体时代信息爆炸下的思考匮乏，学生缺乏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是“躺平”的心理基础。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和实践度，用现实可见的能力增长消除学生内心的无力感，可以逐渐引导学生振作精神，走出“躺平”的心理误区。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法的机理耦合与法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重点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的问题，而法治保障是关键。经济法天然具有的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之属性、独特的社会本位理念、差异化主体制度、调制法的二元结构决定其在解决好“共建共享共富”问题上能够发挥比其他部门法更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和适用经济法，必须坚持改革与经济法治并行的发展道路，发挥好经济法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分配正义等实现共同富裕核心议题方面的法治保障作用，这是经济法现代性与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双向选择。     

习惯的韧性：未入法习惯融入制度的法治运行机理

法治建设初期，以政策为主的多元纠纷解决模式将习惯当作化解纠纷的依据之一。随着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通过顶层设计、立法引导、行政主导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方案却导致习惯与法治的分裂、习惯与现代化的对抗。尽管经由国家制定法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确认，多数习惯已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进入法律体系的内部，从而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分裂与对抗。但法治实践中依然存留部分未入法习惯，游离在制度规范边缘，一方面其并未获得法治的制度接纳，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解释、司法的自由裁量和执法的技术性规避等方式，进入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到，现代法治并没有对未入法习惯的制度融入形成根本阻隔，该类习惯依然是法律解释、漏洞补充，甚至是技术性制度妥协策略中的重要法源。未入法习惯与现代法治的这种复杂的制度和解，充分证明了建构主义法治理论和“自生自发秩序”法治理论解释的有限性，也论证了现代法治与传统根基的不可分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自主发展成为全球法治建设中的独特景象。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制度经验与深层机理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家与社会关系融合以及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在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探索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经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深层机制在于党的人民性、人的现代化、治理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坚持人民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是确保治理的政治逻辑与人民的生活逻辑相契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大党独有难题：生成机理、基本内涵与破解之策

“大党独有难题”既体现了世界大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治国中面临的特殊性难题，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性难题。其基本内涵就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概念，自我革命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特征，必须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拥有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