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辩诉交易的发展及其启示

辩诉交易源于美国。其后,辩诉交易在德国的传播实践叫"刑事协商";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被规定为"依当事人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在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中被称为"在刑事被告人同意对他提出的指控时做出法院判决的特别程序",通称为认罪程序;日本学者建议在对其简略程序改造时增加该程序叫做"司法交易";而在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中仍然习惯称之为"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从在美国之发端,到在加拿大等国家之广为传播,其之所以在一片抨击与责难声中,仍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根源于该制度所独具的、其它诸多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媲美的价值蕴涵。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变革

主体性问题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无论是近代先验的理性解释还是现代体验的非理性描述,最终都使主体性问题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上坚持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并引入了历史的维度,科学地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对人的主体性问题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恶意诉讼及其规制的思考

恶意诉讼是指为达不正当目的,当事人明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故意提起诉讼,致使相对人遭受损害的侵权行为。恶意诉讼的出现是由诉讼本身的消极性、现有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社会诚实信用的缺失等多方面原因所致。恶意诉讼不仅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而且破坏法律的秩序价值和社会稳定性。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可以综合、协调利用多种方式,形成实体法和程序法相配合共同规制恶意诉讼。     

刑事行为原论

具有自然、人文、社会和人格意义的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主观现实化和个体的客观社会化存在。在主体行为的基本概念上,对刑事意义上的行为作排列组合的联络,即规范行为、犯罪行为和责任行为;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程序事实、犯罪事实和刑事处罚。形成从行为本体到规范论定到价值评价的刑事本体渐进和事、罪、责的刑事具体落实。在三纵三横的格局里,刑事行为一体化终至成立。     

刑事案件事实结构及分层证明探析

刑事案件事实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案件大致特定法律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导致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法律事实。刑事案件事实内部因其所涉诉讼利益的不同形成刑事案件之本体事实与程序事实宏观分化,本体事实包括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以及相应的微观划分,程序事实以重大、一般与其他为基本结构并可以进一步细化。对于不同层次案件事实因其证明价值不同应采取从最高到低度的四级证明标准进行分层证明。     

吉登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三维透视

民族主义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吉登斯对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体现在对民族主义的地位、起源、涵义和动力等的分析上,对民族主义兴起的解释体现在对个体心理系统的构成、本体安全的维护机制和现代社会变迁等的分析上,对民族主义特性的诠释体现在对民族主义与主权、公民权之间关系的分析上。     

从工具载体到本体语言——材料与技法在中国油画发展中角色和功能的转变

在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对材料与技法的认识是逐渐发展和深入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油画材料技法的探索研究开始系统化,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观念认识上的变革,这一系列认识上的转变折射出了艺术家内在的需要和艺术发展的必然,同时又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犯罪构成本体论

提出犯罪构成的本体问题,意在探究其本身的存在形式,这是目前关于构成体系究竟该"完善"或者"重构"之讨论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但多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其尚无定论,所沿袭的通说观点甚至存有较大误解。本文在评析已有诸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区分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刑法的规定,而犯罪构成仅为一种学者们自行解释法律的理论,是有助于"区分"的理论分析工具。     

论艺术否定性的层次

西方艺术思想史上对艺术否定性的认识经历了传统层面阶段、形式——社会层面阶段和本体层面阶段等三个阶段。传统层面可以分为"再现"和"表现"两个相"否定"的连续过程,它们都是从外部功能上突出艺术与现实的否定性关系;而从19世纪开始,艺术以转向"内"的视角"否定"了传统层面的艺术否定性观念,开创了艺术形式至上的现代主义时代;而本体层面是对前两个层面的哲学总结。可以看到,艺术的否定性不仅是面向现实而言,而且也是面向自身历史构筑的传统而作的持续创新的过程。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