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浅析朝鲜战争时期中苏同盟对中国决定抗美援朝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冷战期间发生的第一场热战,也是东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之一.本文拟从中苏同盟的历史背景及其事实、朝鲜战争的性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内因因素及重点分析中苏同盟即苏联对中国加入战争的影响入手,使读者对中国加入抗美援朝的原因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与俾斯麦外交战略的改变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欧洲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德国的遭遇和俾斯麦的外交失败可以证明这一点。本文认为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俾斯麦的外交战略方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维也纳均势体系崩溃后俾斯麦重建的均势体系的起点。     

日本谋求“集体自卫权”的动向、动因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企图通过修完等合法途径谋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的这一动向与其自身的安全战略转型、日美同盟的巩固及日本自卫队国际合作的需要紧密相联，折射出日本寻求与美国联合作战权，并逐步实现军事大国的目标。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必将对日本的战略走向、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带来深远影响。     

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条约》签订12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1962年2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1951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日美同盟环境下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利弊分析

日美同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经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同盟的性质更加明显。两极格局结束后,日美同盟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宣告解散,它在新时期的亚太地区发挥着重大影响。基于此,文章对日美同盟环境下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利弊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提供参考。     

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

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现宋庆龄旧居），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原两路口新村3号）。     

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近年来,韩国外交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通过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政权存续为主要目标的安保外交时期,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而进入冷战后的统一外交时期之后,韩国在包括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在全社会(包括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从而使韩国的对外政策在近年来表现出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不断摇摆、缺乏稳定性的特征,整体反映出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上的不自信。韩国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进一步推进统一外交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