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传统诚信思想的内涵与特质

传统诚信是与宗法等级、血缘亲情、“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其基本内涵是指诚实无妄,恪守信用。由于传统诚信作用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在血缘和地缘狭小的熟人范围之内进行交往。因而,传统诚信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心之诚和情感来维系。故道义性、人格性和情感性是传统诚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质。在现代社会,传统诚信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文化基础被打破后,传统的德性诚信在现代社会的失灵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赋予传统诚信思想新的内涵和特质。     

论正当防卫的本质

关于正当防卫的本质 ,资产阶级刑法理论提出了自然法说、紧急状态说、效用说、权利侵害说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形式化、片面性的缺点 ,未能科学揭示正当防卫的本质。事实上 ,正当防卫的存在具有坚实的哲学根据、法学根据和道义根据。 (1 )哲学根据——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 ;(2 )法学根据——报应与预防 ;(3)道义根据——正义与秩序的对立统一。因此 ,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价值目的与社会道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从伦理维度的价值目的与社会道义相统一的视角,可以探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问题。认为中国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与悖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前提;"和谐社会"不仅要求实现每个人正当合理的价值目的追求,更要求人们承担起与之相应的社会道义责任;只有在价值目的与社会道义的动态平衡的张力之中,才能确保"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社会正义秩序的长期稳定和社会道义的真正实现。     

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李万功谈工商联工作

1997年自治区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我区工商联组织在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工商联和区党委统战部的指导下，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     

孔繁森的君子人格刍议

儒家所向往和追求的君子是集大志大义、大仁大善、大智大勇、大美大才于一体的大德大能的完人。就孔繁森来说,他既赤诚报国、人民至上,又智勇双全、好学多才,既有君子的道义担当和大仁大爱;又有君子的谋略胆识和风度才气,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高尚到一般人难以企及,也平凡到每个人都可效仿。领导干部可以学习其志存高远、奋发有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公仆意识和奉献精神;广大党员可以学习其抵御世俗浊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普通群众可以学习其与人为善、敬老爱幼,明德格物、立己达人,知行统一、好学上进等优秀品格。     

论抗美援朝战略遗产的地缘政治意义

1950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为了捍卫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卫国土和主权不受侵犯,为了国际道义和正义,中国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出兵朝鲜半岛,与以美国为首的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17国联军进行了反复的、殊死的较量,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最终赢得了胜利。尽管经历了70年时间的洗礼,但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遗产、历史意义与战略价值却仍然熠熠生辉,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由阎学通教授领衔的清华团队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东亚古代国际关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并被定名为"清华路径"。本文认为,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出现了历史与思想并重的现象,即"一条路径,两种取向"。本文试图对近年来针对"清华路径"的批评与评论作出回应,并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清华路径"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如何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何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最后,要想将"清华路径"上升为"清华学派",清华团队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将新型国际规范的设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尝试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预防性酷刑:阻却违法抑或阻却责任?——兼论酷刑的命运

对于预防性酷刑能否被合法化,道义论与功利主义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即使根据功利主义承认预防性酷刑的正当性,即其可以以阻却违法的事由或规则例外的方式否定酷刑禁止,其结果不仅与功利主义的自身诉求发生矛盾,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错误成本,因此,其很难为规则结果主义所认可.由于预防性酷刑可能是公职人员自由意志受到外在干扰的结果,修正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的条件,将其藏身于此,不仅坚守了酷刑的绝对禁止,防止滥用酷刑,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酷刑理论与民意的紧张关系.     

道义救助危机的过程叙事、实践反思及制度重构 ——基于延伸个案的分析进路

当下的道义救助危机,不仅是中国日益弥散的整体性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宏大背景的一个微观影射。“彭宇案”及“小悦悦事件”充分表明,道义救助危机的酿就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行动逻辑:正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漠视乃至无视道德成本的客观存在,才促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不自觉地遵循了一种悖反的行动逻辑,即过多地将精力倾注于道德话语的传播,而无暇甚至无心眷顾那些在实质上支撑道德践行的外部条件,以致在道义救助的场合,道德规范的一次不经意的隐退,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因此,必须正视道德成本的基本原理,加快制度化的公共道德治理机制建设,即建构一套以道德行为的成本原理为基础,以道德行为的供需平衡为目标,以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为手段,集道义救助的风险干预、成本补偿、行为回馈、需求筛滤以及需求分担机制为一体的制度化的公共道德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