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陕甘改编抗日若干问题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西安事变前后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际,国共两党在最终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体制下实现了红军主力陕甘改编抗日的转变。中共接受了两党合作抗日必须遵从共同体原则的观念,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竭尽妥协和让步;在共生与竞争关系中,在不平等和非对称条件下,实现了红军改编后规制的完善化、财经和补给的自给化、内部结构的最优化;对于政治共同体强势方禁止之外,努力寻求合法化的发展。本文使用大量历史档案,并且运用道义逻辑的理论方法①,对中共中央指导红军陕甘改编抗日这一个案的道义逻辑和政治责任进行了梳厘,以求匡正海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各种偏见。     

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

全球化时代,国际道义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忽视国际道义的代价更加高昂。外交的道义层面已成为各国外交实践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应当重新界定国际道义的内涵,使之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对国际道义原则的坚持和履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中国的政策感召力和国际公信力逐渐增强,中国的软力量不断积累,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持久的外交优势。     

礼法掩盖下的情感道义规则

《东周列国志》中有"穆姬登台要大赦"一回,讲的是穆姬为了让秦穆公不杀晋惠公,竟然以死相迫的故事,她提出的正当性依据是亲情和礼仪。但经过分析之后才发现其真实依据是属己的情感道义规则,再结合其曲折妥协的行为方式,可以得出穆姬是女权主义者的结论。     

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和道义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化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它虽然最终体现出一种整体的社会和谐，但从社会发展各要素的制约规律来看，还有赖于构成社会结构体系的各层面、各环节、各种因素的和谐，如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与和谐自然环境等和谐要素的支撑。其中和谐道德是一个突出需要重视的方面。因为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和道义基础，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和首要条件，应该成为目前和谐社会进程中道德建设的一个重点。     

关于道德动因多元的研究

道德动因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考察道德动因,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应进行创新,即超越道义论和功利论的单一化和独断论思维方式,从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快速多变,呈现出价值多元的客观现实,人的需要的多重性、复杂性造成了道德动因的多元化:个体的物质利益、感恩、补偿、自我完善、避免惩罚、同情、归属感等都是其重要方面.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应处理好道义和功利、理想和现实、规范和教育等各种关系,优化道德动力供给机制,发挥多层次道德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刑罚角度解读报应论

报应理论被称为是一种回溯性的惩罚理论,包括神意报应、道义报应、法律报应等理念。尽管报应论自身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因为它重视对正义的追求,尊重人的自由,所以,至今它还能源远流长并保持活力。     

当代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两大困境及其出路——对立的道义论与功利论如何达成统一

当代伦理学理论体系中存在两大困境：道德起源原则标准上的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道德行为评价依据上的效果论与动机论的对立。当代伦理学理论力求化解矛盾达成统一，于是有“集体主义”和“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本文认为，这没有走出理论的困境，且在道德实践上有误导。正确的选择是在道德起源原则标准的问题上应坚持功利论而反对道义论；在道德评价依据的问题上应坚持道义论而反对功利论。     

论功利主义与道义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两种道德理论曾经先后或交替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一种是功利主义,它不仅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也是近代乃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导人们行为的实际道德准则;另一种是道义论,则是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道德观。二者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了这两种道德的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对立,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对立,以及工具和目的的对立。     

探析传统诚信思想的内涵与特质

传统诚信是与宗法等级、血缘亲情、“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其基本内涵是指诚实无妄,恪守信用。由于传统诚信作用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在血缘和地缘狭小的熟人范围之内进行交往。因而,传统诚信是建立在人格自律和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心之诚和情感来维系。故道义性、人格性和情感性是传统诚信所具有的主要特质。在现代社会,传统诚信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文化基础被打破后,传统的德性诚信在现代社会的失灵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赋予传统诚信思想新的内涵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