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人格理念及其在我国继受之困境分析

公司人格在产生过程中借助了西方社会独有的宗教、经济以及政治国家的力量,中国社会由于没有西方式的各种因素的助力,相反还存在公司人格成就的阻碍因素,因此,虽然移植了有关公司的诸多制度,但在公司人格的认识方面,我们依然只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之上,有必要在目前的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对公司人格从理念上进行建构。     

发挥网络媒体优势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察公共关系

利用网络媒体建立警察公共关系是一种大胆尝试,是对传统公共关系的有益补充和发展。网络技术能够改善现有警察公共关系的信息基础;网络技术能够提高公关人员的素质;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型的警民沟通渠道,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对称和警民互动;网络媒体有可能带来双赢警察公共关系。     

把握新型城乡关系的“六新”特点

城乡关系是经济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关系之一,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和不断调整,我国已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其"新"在多方面得到体现:一是由城乡分离与对立向城乡融合转变的新阶段;二是由"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转变的新理念;三是由城乡之间"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的新理论;四是由生产力"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转变的新条件;五是由"城乡二元化"向"城乡一元化"转变的新制度;六是由"城市片面发展"向"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变的新途径。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性基因”激活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现,在两者机理存在交叠的条件下,探索该制度中内含的协商性要素便极具必要性,而探索的方向则是挖掘"协商性司法"与"对抗性司法"该两类模式间的联系。鉴于我国语境下的"协商"必然从"对抗"中萌芽,且对抗性司法又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的落地为前提,因而,欲使该项制度就其附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演绎,不仅需要与诉讼程序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还应依照不同价值的特性适配以恰当的衔接机制。显然,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有可能为"重罪琐案"中控辩关系的重构加注推力,从而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长期隐匿的"协商性基因"。     

Australia and a Post-Brexit Brita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Robert Menzies Lecture delivered by the author in London on 31 October 2017, provides a survey of Britain and Australia’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1930s to the present. In the earlier period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role of Sir Robert Menzies. The relationship is examined in the light of Britain’s accession to the EEC/EU with reference to bilateral trade, security and global politics, and migration, with emphasis on strong people-to-people links. The author expresses hopes for renewed co-operation over free trade, a rules-based world outlook and links between universities in a post-Brexit world. He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nt through some troubled times in the 1960s, 1970s and 1980s, it is now getting back to the natural strength that it deserves.     

利益捆绑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

中国-东盟关系在"黄金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向"钻石十年"迈进之时我们发现,依靠双边经济合作的双赢利益捆绑的双边关系在新的国际关系条件下出现政经分离的倾向。为深化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功的"钻石十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双边合作的倡议,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入手,试图化解政治互信不足的约束。但考虑到东盟采取的与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的战略,以及中国-东盟现存一些问题的化解难度,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一东盟关系还将主要依靠经济合作的利益捆绑。     

缺陷产品召回与行政处罚的关系研究

我国从2000年起逐步引进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但尚对缺陷产品召回所涉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基本属性认识不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难以融入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监管执法体系,产品召回与行政处罚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两者表现为平行的关系、递进的关系、交叉的关系、聚合的关系和补充的关系等5种基本形态。在实践中,应结合这几种关系形态正确、合理地适用行政处罚与产品召回制度,实现产品召回与行政处罚两种有效的政府产品质量监管执法手段相互支撑、交替适用、协同实施,进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品质量责任制度、召回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系。     

国家治理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初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统治＂、＂管理＂再到＂国家治理＂演变的三个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善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