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网络内部信息交流机制研究

华商网络的成功，来自于其内部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机制，它对于克服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贸易与投资壁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五缘关系”是华商网络内部信息交流机制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种交流方式与渠道，而且多种交流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重合；华商网络内部区分成员的标准越松散，那么成员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就变得越为困难，但如果区分成员的标准过于严格的话，又会造成华商网络规模过小，从而不利于华商之间的合作。     

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1999-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关键性因素。西部地区的税收因素对FDI作用明显，而中东部的税收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明显。税收对吸引外资的效果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德资企业在华投资现状和趋势分析

在中国吸引的FDI中,来自德国的FDI占有重要地位。实地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外资相比,德资企业有自身的特征,在未来时间里,德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对华投资仍将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     

制度、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经验证据

无论按流量还是按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都显得极不均衡.通过对造成这种差异性分布现象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行效率、政府的节俭程度、产权保护程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限制程度等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有着显著的影响;优惠政策虽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方政策的干扰,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效应呈明显的递减趋势.     

印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经验与教训

印度自从独立以后 ,一直坚持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经济 ,期间政策虽有变化 ,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从本国经济长远发展出发 ,实行严格的产业导向 ,并以先导产业的培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奠定良好基础。但其政策过于严格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利用FDI的规模以及其他功能作用的发挥     

Food Security and Agr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Weak States: Finding the Governance Gap to Avoid ‘Land Grab’

Food security is important. A rising world population coupled with climate change creates growing pressure on global world food supplies. States alleviate this pressure domestically by attracting agr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gri‐FDI). This is a high‐risk strategy for weak states: the state may gain valuable foreign currency, technology and debt‐free growth; but equally, investors may fail to deliver on their commitments and exploit weak domestic legal infrastructure to ‘grab’ large areas of prime agricultural land, leaving only marginal land for domestic production. A net loss to local food security an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results. This is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state must continue to guarantee its citizens' right to food and property. Agri‐FDI needs close regulation to maximise its benefit. This article maps the multilevel system of governance covering agri‐FDI. We show how this system creates asymmetric rights in favour of the investor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host state's food security and how these problems might be alleviated.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的制度分析

拉美和东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这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地区 )制度上存在的差异而导致的。首先 ,在“三联盟”模型中 ,两个地区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差异。其次 ,从外在制度的角度来看 ,两个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最后 ,从内在制度的角度看 ,两个地区也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这些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两个地区的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的不同影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鸟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30多年的曲折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现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和投资结构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停滞,前景黯淡,日本企业纷纷以中国为中心开展海外事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望进一步呈现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态势。为此,我国要采取积极的对策,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     

招商引资与居民消费：“苏州模式”的反思

利用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是“苏州模式”的重要贡献,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激发了国内地区间招商引资竞赛,但该文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能是居民消费不足的形成原因。通过对苏州地区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中居民消费支出与其他地区比较,我们发现苏州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比重明显偏低,这可能说明苏州的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居民消费不足从而影响国内需求的扩展。最后该文分析了这种经济发展困境产生的原因,认为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偏向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诱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