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互动过程与格局分析——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

文章选取1996-2016年我国东部11省市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空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在测度二者互动水平的基础上，基于时空视角探讨了二者的互动过程和格局。结果表明：（1）东部FDI与IBT的互动水平较高且出现了极化效应；二者的互动经历了“波浪状”般的演变过程，并具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二者的互动演变在波动形制和演变趋势上均存在一定的省际差异。（2）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存在空间依赖关系，但这种空间依赖性在减弱。（3）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东部FDI与IBT的互动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化现象和空间互动效应，而这种空间互动效应仅在“小区”内显著，在“小区”间不显著。     

加快吸收日韩资金的新对策研究

近年来日韩投资重心不断南移表明,地缘优势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在降低。在新形势下要加快利用日韩资金的步伐,就必须提高引资竞争力。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切实增强产业配套能力;降低商务成本,增强外企的成本竞争力;以强化服务为重点,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     

中国和印度FDI与GDP相关性比较分析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两者的比较引人注目。本文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两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区别。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韩国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定量分析显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降低国内第一、第二产业结构的比例,明显提高国内第三产业结构的比例.借鉴韩国的经验,我国应该选择制造业作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注重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

自中韩建交并确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是,近期以两国间贸易和相互直接投资情况为主的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却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为了实现中韩两国的共同发展和整个东北亚的繁荣,需要探索加深中韩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推动中韩在经济领域更高更深层次合作的新的方案。     

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日本19个行业1971—2007年的面板数据

以日本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中的19个行业为例，实证分析了1971—2007年间日元汇率波动对这些行业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日元汇率的波动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分行业来说，这些行业的结果可以分为三类。最后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外贸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起着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国内企业的外贸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该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本国外贸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确保民族工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展壮大.     

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策略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旬的近30年中,日本经历了4次汇率剧烈波动的冲击,但事实上,日本的贸易顺差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其背后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调整产品结构、转向海外生产、海外并购、开展外包业务、加强产品质量管理、降低成本,以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     

FDI、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吸引FDI的规模不断攀升，环境污染水平也呈现不断恶化趋势。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污染密集型的跨国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而迁往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国家，但相关的实证研究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构建我国的环境规制指标，同时通过引入政府效率指标、政府反腐败程度指标和其它控制指标来建立计量模型以充分反映我国各地区的特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显著为负，这说明外商在对我国进行区位选择时，认为环境规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国内各地区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同时，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也是外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东部地区对政府效率和政府反腐败程度更加敏感。     

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FDI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中央银行独立的浪潮。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对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的作用，这主要基于一种信号机制。从信号机制的整个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是一种提高可信度的制度安排；从信号内容的实际效果来看，中央银行独立将带来相对的低通胀预期、货币政策稳定预期与一定的经济可预测性；从信号的传递效果来看，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起到了信号强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