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定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日益严峻的艾滋病形势要求必须尽快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内容主要应包括立法目的、范围、防治方针与主管部门、预防与控制、检测与监测、治疗与救助、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在制定条例时，应注意突出宣传教育、行为干预、自愿咨询检测、职业暴露等内容，以体现时代特点。     

民法本位研究新构想

有必要对民法本位、价值、原则等,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理论、实定法等层面作一系统研究,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法元理论或民法哲学的体系基础.对民法本位及价值和原则进行各别的和联系的多层面研究,于民法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立法实践上看,编制民法典,当先定好民法的本位及由其决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以之为前提,来架构民法典的体系,定出具体规范.于适法和守法实践来看,了解民法本位及其与民法价值和原则的多层面密切关系,把握民法的宗旨和精神,更能准确执法,自觉地透过民法精神规约民事行为.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多元综合分析研究民法本位及相关问题.质疑一些学者提出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说,认为现代民法本位是带有社会顾虑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亦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现代公司治理内部监督模式的立法选择

现代公司治理内部监督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单层制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监督模式,一是德国双层制董事会的监事会监督模式。我国在建构股份公司治理内部监督模式方面,应借鉴法国的立法思路采任选制,即允许章程自由选择美国独立董事监督模式或德国监事会监督模式,并在各自模式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的制度建构。唯有如此,方能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公司监督机制,真正有效实现我国公司治理之目标。     

论打击多发性侵财案件中的便衣侦查模式

目前,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突出,且呈现出侵害目标广泛,团伙系列作案,作案地点日趋街面化、路面化,作案手段日趋智能化等特点。便衣侦查是新形势下打击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有效侦查模式。实施便衣侦查,应以情报信息研判为前提。     

北京高校体育课实行运动处方教学的实验研究

运动处方教学与常规体育课教学效果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切实锻炼身体和培养锻炼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运动处方教学模式以运动处方教学作为主要手段去完成体育教学中的主要任务,并以运动处方教学为主要方式解决众多与体质发展相关的问题。运动处方教学模式可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培养自觉锻炼能力。     

擒拿格斗与遇抗控制的比较及教育对策

我国警察使用的擒拿格斗技术与美国警察使用的遇抗控制技术在技战术特点、医学的认受性、法律的认受性、公众的认受性、科研取向上有很多差异。我国公安院校可从这些差异中寻找擒拿格斗技术改革的方向和教育训练的对策。     

公安信息用户群体需求研究

用户需求是信息系统发展的动力 ,研究用户的群体需求对促进我国正在建设中的公安信息系统的完善 ,加强公安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促进现代法制理念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公安信息系统主要有公安业务用户群体、研究用户群体、决策用户群体、教育训练用户群体、群众用户群体 ,他们对公安信息需求的内容不同 ,也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公安信息系统的建设 ,要贯彻从实际出发 ,不断满足各类群体的需求 ,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探究

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 ,是研究青少年犯罪之关键。青少年犯罪心理之形成 ,是由于在不良的社会交往中 ,形成了某种不良的认识 ,从而导致相应的不当需要。不当需要与外界诱因相结合 ,则形成犯罪动机。强化起来的犯罪意识支配犯罪动机转化为犯罪行为。根据青少年犯罪心理动力系统形成之特点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预防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     

大学生自杀行为探析

文章通过社会调查与资料采集 ,对当代大学生的轻生自杀行为进行分析、研究 ,并提请大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的关注 ,加强安全教育与防范。     

The body global and the body traditional: a digital ethnography of Instagram and nationalism in Kazakhstan and Russia

ABSTRACT

What is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in defining and policing sexual identities and bodily expressions, and what are their connections to understanding nation, power and self in authoritarian contexts? Through the study of popular Instagram accounts in Kazakhstan and Russia, I argue that these sites serve as spaces of visualization and re-creation of new forms of ‘acceptable’ behaviour and lifestyles, that on the one hand may lead to new globalized visions of sexual identity and the body while on the other promoting localized conflict and resentment online, triggered by online users’ fear of losing their ‘national culture’ in these global trends. While many resort to policing gender norms and heteronormative body images online, influencers and Instagrammers from Russia and Kazakhstan take an active part in resisting these frameworks and categ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