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不当得利 败诉

2010年2月15日下午4时许．绩溪县某公交公司一辆公交车停车时与盛某某、张某某的轿车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公交公司负全部责任,盛桌某、张某某无责任。经商定该公司预付给盛某某、张某某车辆修理费2000元,多退少补。该公司保险人经估损后认为盛某某、张某某车辆损坏修复需895元。     

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侵权人获利”因素

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侵权人获利"应作为独立因素被考量。但是,"侵权人获利"因素有其特定适用范围,即只适用于对他人精神性人格权强制商业化的情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侵权人获利"因素之引入预示着对精神性人格权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的承认,某些侵害精神性人格权行为的责任形式亦应由精神损害向财产损害过渡。如此,对"侵权人获利"行为矫正的请求权基础除了侵权法外,还将包括不当得利和不法(无因)管理。     

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当得利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由于世界各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当得利的法律冲突问题日益突出。为保证支配不当得利之债的准据法与当事人的意愿相一致或有最密切的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因识别或定性不同而带来的难题,不当得利准据法应依序设计为：不当得利起因于合同时,适用该合同的准据法;起因于其他法律关系时,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起因于不动产交易时,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在其他情况下产生,则其准据法为利益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     

对许霆在ATM机上恶意取款案件的刑法学思考

2007年12月1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利用银行ATM机出现漏洞而恶意取款的许霆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判决一经作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学界时此判决结果看法不一,引发较多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对其行为量刑是否合理等方面.2008年1月10日,许霆案裁定发回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罚金2万元.许霆对一审重审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2008年5月2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法裁定驳回许霆的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许霆案似乎尘埃落定了.然而回顾该案.笔者认为其对于重新审视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理应加以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民法典》中准合同制度的历史演变与体系效应

准合同制度是我国《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包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准合同概念源于罗马法。随着合同一般概念的发展,准合同概念中的意思论要素被法学家们不断强调,其中,近代自然法学派尤其重视对准合同概念进行意思论的改造。然而,意思论的准合同处于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中间环节,已不再被当代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所坚持。由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法思路,所以,我们应在法定之债模式下理解准合同制度。无因管理制度的准合同属性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第984条中,即管理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后追认的,从管理事务开始时起,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然而,这一规定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值得商榷。准合同理论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建构返还法体系和统一化或类型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方面,而非体现在对具体合同条款的准用中。     

浅议侵占罪与不当得利之民刑交叉关系

侵占罪和不当得利本来是刑法和民法中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二者却有着交叉关系,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甚至难以辨认某一事件到底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上的侵占行为,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三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进行分析。     

“准合同”制度对我国编撰民法典的借鉴和启示

在最新的《民法总则》中,分别只有一个条文(第121条和第122条)规定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其系统设计必然难以满足法律实践。在中国民法典不打算设立债法总则的情况下,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应该处于民法典的何处,引发学术界激烈讨论。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立法中"准合同"的概念,将这些无处安身的债集中规定在"准合同"一章,以此来使得中国民法典的体系更加完整与规范。     

获益返还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以《民法典》第1182条为中心

我国《民法典》第1182条之获益返还条款存在法理基础不明、适用范围不匹配等问题,导致实践中获益返还条款流于具文。现有的损害赔偿说、不法管理说及不当得利说未认识到侵害人的获益具有多重面向,因而在解释获益返还问题时无法自圆其说。获益返还作为一种法效果评价,侵害人获益的多重面向决定了受害人可依据损害赔偿、不法管理、不当得利等对侵害人得利进行剥夺。不同的法理基础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相应地,获益返还的范围亦存在不同。在确定侵害人应返还的获益时,需剥离侵害人的正当性利益,以合理的方式平衡侵害人利益与受害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