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监督回归宪法本位

1982年,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被正式写入宪法。“法律监督权”的入宪并没有让检察机关的“腰杆挺起来”。发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诉讼活动中的冤假错案和执行难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一直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从1999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全国人大完善法律监督立法。     

进一步提高人大常委会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质量应抓住四个重点

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是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和途径,特别是监督法出台后,对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基本程序和基本要求作了明确的规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水平,影响到人大监督工作的权威。针对影响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存在的问题,如何提高审议质量,笔者认为主要应抓住四个重点。     

网上来 网上去——应对网络涉法涉诉事件的几点体会

网络是个舆论高地。4亿中国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和发布者。而网络舆情的出现,既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也保障公民的舆论监督权利。然而,网络世界犹如江湖社会,真相与假像共生,真话与谎言并存,作为政府部门如何正确应对网络涉法涉诉事件？个人体会是：网上来,网上去;网上引导,网下沟通。     

以坚定的政治态度补足依法履职的短板

2016年,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十三五”开局、加快龙江振兴的重要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继3月7日参加全国人代会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后,5月23日又亲临黑龙江视察. 针对黑龙江,相隔两个余月,总书记先后两次提到“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以人大工作视角对照,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的发力点和努力方向.     

应改“审议意见”为“讨论意见”

笔者认为,“审议意见”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审议监督权的“专利”,乡镇人大主席团听取政府专项工作报告也形成“审议意见”提交有所不妥,若形成“讨论意见”则合乎法理.     

《一家人 过日子——云南故事》电视专题纪录片拍摄手记

正为全面总结和充分反映近十年来云南民族工作成就及经验,2015年3月份云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提炼宣传民族团结和谐的"云南现象"和民族工作的"云南经验",积极营造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浓厚氛围。专题纪录片由云南省民族宗教委牵头负责,与云南云信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以下简称:云信报业、三多堂),三方共同组成专题片     

媒介执政: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深化与发展

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积极发挥新闻舆论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巩固政权的重要经验和基本规律。新时期提升媒介执政能力,加强和改进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规律的深化与发展。尤其是在现代传媒民主环境和开放环境中,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实现执政党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要求党的执政方式及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实现党的执政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能否驾驭和使用好大众传媒,实现执政党、大众传媒与公众间信息、舆论的良性互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执政能力。转变执政理念,提升党的媒介执政能力,必须高度重视话语的力量。对于党政干部而言,提升媒介素养,即与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增强引导和管理新媒体舆论的本领,是党和政府转变执政方式与社会治理理念必备的能力与素养。     

电视问政喜与忧

6月8日晚,西安“市民电视问政”活动第二期举行,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受“考问”.西安市食药监局局长吕强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了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网友的犀利质询. 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解决少数部门、单位和机关干部“庸政、懒政、怠政”的问题,西安市建立“市民电视问政”工作制度,以期通过电视问政的方式,把政府工作的监督权、评判权交给公众.     

从一次谈话节目看电视传媒中的性别意识导向

本文作者通过对亲身参与的一次电视谈话节目的分析,揭示了在有着广泛社会影响、号称第一传媒的电视制作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偏见问题,电视编导有意、无意中流露出的对男权优势的肯定及对传统性别定化的认可,无疑会对大众性别意识产生错误导向.作者指出,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加强对制媒者社会性别意识的培训应是当务之急.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

2003年的萨斯危机让人们思考我国传媒为什么会在保护公众利益和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处于两难的境地。我国传媒早期没有报道萨斯危机，有其必然性。因为没有党政部门允许，传媒无法报道重大问题。传染病疫情统一发布的法律和法规使传媒无法报道。《保密法》使传媒常常很难自主报道。传媒报道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扩大传媒的报道自由的两条途径，一是减少行政干预，逐步做到法无禁止即自由，二是确立“公众利益可以作为抗辩理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