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走向“沉默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老百姓非常熟悉的一句诗。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刑事政策，它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与事实的义务。但是，在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再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予以规定，显然已有些不合时宜。我们不应再继续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国家的刑事政策，而应严格地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上承认沉默权制度。     

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自供状——评李登辉《亚洲的智略》

继1999年抛出《台湾的主张》和“两国论”,李登辉又炮制了其“台独”主张的2000年新版本——《亚洲的智略》,在该书中,李登辉供述他在执政12年间从事分裂祖国的种种阴谋活动,并公开宣称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已经成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实现“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说白了,《亚洲的智略》就是一份李登辉分裂祖国、分裂中华民族的“台独”自供状。     

如实供述义务规定的反思与制度完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如实供述为被追诉人的义务,但也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二者存在冲突。将如实供述设定为义务虽然符合探明案件事实的刑事诉讼目的,但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容易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为此:应当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范侦查人员权利告知行为,保障被追诉人的律师帮助权;进一步完善供述自愿性的保障机制,以自愿性供述为前提,平衡刑事诉讼中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关系。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取保候审后逃跑又自动归案是自首吗?

自首,是刑法总则规定的对犯罪分子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有着重要影响。被告人在取保候审后逃跑,又因同案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行为能否被认定自首?请看下面案例。     

浅析交通肇事犯罪中的自首认定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汽车已经成为我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其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逐年呈现上升趋势,有关交通肇事犯罪后的自首认定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以辨析交通肇事犯罪适用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为前提,同时结合我国刑法中有关自首制度的认定条件以及交通肇事犯罪的立法现状等作为论证手段,从而论述我国实务中普通交通肇事犯罪中的自首认定问题。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虚假供述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的人权保障问题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的讨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在讯问活动中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造成虚假供述的原因是有罪推定、心理强制、讯问时空和刑事政策.防范虚假供述的措施是：严格控制讯问的时间;彻底贯彻律师的在场辩护权;恰当使用讯问策略,科学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知结构的改变.     

生产、销售假药罪主观上明知及相关难点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旨】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生产、销售假药的故意,是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成立与否的主观要件。在审理时,被告人供述是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依据,特别是在缺失行为人供述系明知的情况下,还要将其已经或应当认知可能系假药、不能肯定亦无资质认定其为真药、应当认知或已经认知其应该属于假药等多种复杂的主观认知状态纳入直接或间接故意的范畴,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销售药品的资质、销售渠道是否正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药品包装是否规范、药品本身是否存在瑕疵,并考量行为人的职业、文化等因素,全面准确地分析认定,依法适度从重从严处罚,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此外,行为人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和被害人伤亡后果     

自愿供述的侦查讯问攻略（连载）

核心提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必须坚持人权保障理念，杜绝暴力取证行为，严禁刑讯逼供，坚持“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下的侦查讯问攻略，运用科学讯问方法，从心理矫治的角度，根据嫌疑人的自愿供述规律，达到满足嫌疑人自愿供述基础上的侦查讯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