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债与责任——兼论侵权行为的本质属性

我国学者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为了论证责任法在未来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必要性,将责任与债相分离,以建立系统的民事责任制度.进而又将侵权行为从债的发生原因中抽离,成为责任的发生原因.但是,本文认为,从债的目的是债权人特定需求的满足这一角度,债的核心权能是给付受领权,债是责任产生的前提,责任是债权实现的保障,责任是诉权的依据,债、给付受领权与责任是统一的整体.侵权行为的后果是债而不是责任,债的体系具有完整性.     

论欧债危机的政治化与大众意见：基于权威一合法性关系的视角

本文旨在以欧债危机为背景，分析大众意见在欧洲议题的政治化进程中的表现和影响。为此，在介绍了欧洲议题的政治化的概念基础上，本文利用权威一合法性关系的理论视角对大众意见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社会调查数据表明，欧盟大众在欧债危机被严重政治化的影响下，尽管对欧盟的支持有所下降，但对欧盟解决危机的前景和信心依然存在。     

为了人民的利益——人大工作新指向：“缩差共富”

世界难题重庆率先来破解＂共富十二条＂,是号角,是行动,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新的目标,让我们感受到重庆人创新发展的脚步迈得是那样的坚实,重庆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是那样的强烈,重庆人敢于突破前人超越自我的勇气是那样的执著。然而,＂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一世界级难题,为何重庆率先解题？8月16日上午,市人大常...     

有第三条道路吗?——对自由主义和整体主义国家学说的质疑与修正

人因自由而成为能够打开各种可能性的未完成者,即能相互敞开自身、呈现自身的存在者,因此,自由的人必定能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尊重而存在于共在中。这意味着,自由的人一开始就存在于某种伦理共同体里,而不可能有非社会的自然状态。同时,虽然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人类社会之为一种"社会"而不只是一种蚁群,则是因为这种社会是能够自由的个体展开出来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能自由的成员个体先于且高于共同体。因此,一方面,国家不可能是直接契约出来的,而必定以伦理社会为其基础,因而国家负有伦理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没有理由凌驾于成员个体的自由之上,相反,国家的首要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与保障个体的普遍自由。     

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完善思考——从自然债考虑"中间法律行为"角度

自然债的民法认可回溯要求为引发自然债的行为找寻栖身之地,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难以说明该行为.需要对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进行反思,可以在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类型之外提出"中间法律行为",表明该种行为既非完全强制也非无效行为.     

从国际收支调节看欧债危机

从国际收支角度看,欧债危机是欧元区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缺失造成的,这根源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设计缺陷。在欧元区完全一体化之前,各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约束不会消失,完善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是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     

荣辱观之道德原则嬗变的历史时代分析

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因此,作为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荣辱观之道德原则也发生着否定之否定的嬗变。基于此,文章从荣辱观的道德实践主体的三种不同存在形态:依赖性存在、独立性存在、共生性存在出发,详细地对荣辱观之道德原则的嬗变进行了历时代分析。     

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一种建构主义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精英建构起一套新的革命化规范，并力图让乡村农民接受、认可这些规范。由于乡村社会各个群体对于新规范显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共产党依据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策略，从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内化模式，即基于强制的内化、基于利益的内化和基于合法性的内化。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中，双方共同建构了“共意”。     

国家利益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的“扶蒋非共”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为了获取战后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在和美国的妥协和较量中,苏联对华实行了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相呼应的"扶蒋非共"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与美国竞相抢夺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存在和接收东北的合法性,又限制其接收东北,既贬低和限制中共,又暗中支持其接收东北.这种政策明显暴露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总设计师最后的牵挂——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先富共富”论,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设计的一个大政策,是我们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与共富关系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重温邓小平“先富共富”论,可以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