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财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效力之追问

保底条款是委托理财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它不仅决定了这种投资方式的存在与否,同时亦是委托理财失败诉争时当事双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对于该条款的效力认定,目前的法律与司法实践并没有提供能真正能起到指导与评价作用的答案。因此,从合同的私法性、社会法性及保底条款与其它条款的勾连角度来追问保底条款的效力问题是合理与适法判决的关键所在。     

“再审”判决引出的股权争议

案情简介1995年,深港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林进想投资300万人民币,与其它几家公司共同组建了安徽临泉银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银泉公司),并委托黄浩明作为深港贸易公司在银泉公司的业务代理人。1999年12月,黄浩明与范明鑫签订了一份股权债权转让协议书。他们双方约定:甲方以人民币100万元收购乙方在银泉开发公司的200万元股权,100万元债权;协议签订后7日内由甲方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并在变更手续后7日内付给乙方人民币60万元,其余40万元在移交手续办清后,一个月内付清;如甲方未依约付款,该协议无效,乙方有权将已变更的股权登记变更回来。     

在监护争论中孩子独立的法定代理权

<正> 一、法院在监护判决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人预测,在今后十年美国只有56%的孩子和双亲生活在一起。每年有一百万桩婚姻以离异而告终。尽管90%的离婚父母以一定方式同意监护孩子,但是,法院仍然面临着对那些不能达成这种协议的父母判决监护的必要性。这种情况目前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判决向法院提出了独特的问题。关于监护的争论着重于人,而其他绝大多数判     

贪污救亲，女出纳罪责难逃悔莫及

女出纳冯小英为给家中的3个癌症患者和两个乙肝病人治病,铤而走险贪污单位公款33万余元。案发后,为减轻罪责以求能照顾患病的家人,冯小英将贪污的公款悉数退还。然而法律无情,悉数退还公款后的她仍难逃罪责。2002年8月14日,四川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对这一特殊贪污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冯小英有期徒刑5年。2002年9月20日,在即将押往新疆某监狱的前一天,面对记者的采访,冯小英掉下了辛酸、悔恨的眼泪……     

也谈新闻“真实性”的评判标准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7期刊登了《谁在分"肥"》一文,内容涉及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企业经营和改革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被后者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令原告败诉。此案所涉及的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它对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意义重大。我们特节选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书,并约请有关方面学者对此案所涉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免予刑事处罚的王某被解除劳动合同案

案情回放:王某系南康公司职工,双方签有劳动合同。2004年5月12日,某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2004年7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漫画与幽默

“法官,”被告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喊道,“难道审理我的案子的陪审员全都是女的?”“别吭声。”律师低声地说。“我不想沉默,法官,我对我的老婆了如指掌,尚且瞒不过她,这儿竟有12个陌生女人要我认罪!”     

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时,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上也是如此,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政治体制的制约、立法的不成熟、对行政诉讼规律认识的不足等因素是造成行政诉讼判决形式出现问题的原因。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在保留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驳回判决、确认判决等判决形式的同时,逐步舍弃维持判决,并引入新的判决形式,这样就可以使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更为全面和完善。     

“胡斌案”量刑问题的理论质疑

胡斌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该案背后的量刑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反思。胡斌在交通肇事后停车报警和拨打急救电话的行为值得肯定,该行为符合自首的规范性条件,也契合自首的本质特征,认定自首具有司法逻辑上的正当根据。胡斌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行为是刑事和解的正面体现,有利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确立与民事赔偿的顺利达成,审判机关在量刑时的不予考虑与当代刑事司法理念存在重大冲突。     

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