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代启示

1978年,在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问世之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通过这场大讨论,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遭到批判,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序幕由此揭开。这场大讨论留下的历史启示,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新媒体时代下的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评《群众文化的现代化》

群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精神调节、宣传教化、普及知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群众文化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新的问题、新的要求,需要相关人员立足现实,重新认识群众文化,提出与时俱进的措施推进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由杜染著写的《群众文化的现代化》(华龄出版社,2018年1月版)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为指导,在深入梳理、探究群众文化历史脉络与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多学科理论知识,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的新框架,力图从全球化.     

马克思早期的批判路线:历史主体的交织与嬗替

马克思早期构建了两条批判路线:一是以"绝对自由""哲学"和"人"等等为动力与主体的精神运动路线,即通常所谓的异化论批判;二是以"人民"和"无产阶级"为动力与主体的物质运动路线.异化论路线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本质"的"异化—复归",其形成起点是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以"绝对自由"为"征服世界"的"心脏"的"哲学".在《神圣家族》之前,"异化—复归"路线一直并行于和嵌套着唯物主义批判路线,到《巴黎手稿》时被全面运用,并与唯物主义路线纠结为历史运动及其主体的四层嵌套关系,造成了尖锐的逻辑冲突.由于马克思从批判初期就逐步引入了历史运动的物质主体和动力,从而突破了种种虚假精神动力的束缚,并最终在《神圣家族》中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异化—复归"路线则因其内在缺陷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探讨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修订后,赋予了设区的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的立法权限,这有助于各设区的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更符合本地区实际和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传播与践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以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必须改变现有传播中存在的主客体弱化、内容抽象、渠道不畅、环境失衡等短板,构建主体引领、客体参与、内容生活化、途径多样化、环境协同化的传播路径,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论我国财政宪法学的当代发展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而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财政税收是公法学视阈下的重要理论命题,但过去公法学领域对该问题的研究尚显得薄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完善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重大部署和具体设想,则为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引,本组文章尝试从财政宪法学的角度对公法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做一粗浅探讨与思考。     

土地制度是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成为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和主旋律。改革仍是激活主体、激活市场、激活要素的关键所在。要准确把握农村改革方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创新农业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强国梦,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论中国法官员额制的历史演进

中国法官员额制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孕育,近代雏形,现代基本形成。在第一个古代孕育阶段,各朝代均在中央及地方层面设置承担司法裁判职能的司法官员,并有意识根据人口数量、辖区重要程度、民族成分等因素厘定法官之员额。在第二个近代雏形阶段,从清末修律至民国,开始尝试建立系统化的员额核定方法并加以具体实践,但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收效不大。在第三个现代基本形成阶段,自建国以来,管理法官员额机构由司法部变动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编制部门予以确定,这种确定是根据社会发展与案件数量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