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

在我国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倾向于以公司内部人合性障碍为裁判考量核心因素,实际上给了原告股东无理由退出公司的权利(力),这有悖于有限公司本质内控特征,侵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下级法院倾向于以公司对外经营情况为裁判考量核心因素,又没有充分考虑给予正常经营的公司里受到严重压制的股东应当的解散救济,少数股东拥有真实的退出权利是抑制多数股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更有效工具,是公司解散制度的核心功能所在,法院判决公司解散从不意味着运营正常的公司必定会被强制清算。为谨慎起见,我国法院应将公司解散救济原则上应用于多数股东存在侵吞、转移公司资产等严重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公司解散纠纷案件。     

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圆形团队是一支能打胜仗的团队

孙子悉心要打造一支王霸之兵,故对团队建设高度重视,因为一支能打胜仗的团队是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孙子兵法》对团队建设和军队治理的阐述,虽零散碎片似的分散在十三篇中,但其逻辑是严谨的、理论是系统的。孙子在《九地篇》中提出了团队建设努力实现的目标:"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孙子又从多方面阐述打造一支圆形的团队对取得战斗胜利所发挥的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并提出了打造圆形团队的实施办法:"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即使团队齐心要采用政治、道义、仁爱等引导教育"文"的方法,使团队步调一致要运用军纪、法规等强制硬性"武"的手段,文武并用、软硬兼施、恩威齐下,这样的团队才是能打胜仗的团队。     

拨偏与复位: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探究

究其本质而言,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关系属于政治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由于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存在所追求合法性内容的不同,其关系存在紧张乃至抵牾的可能。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下,由于党对合法性资源的追求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方面出现了"泛政治化"、"去政治化"两种不良趋向。在法治框架下,构建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自主之良性关系,需要同时进行政治法治化、司法技术化,使得司法在党的领导下复归其本源特性。     

程序主义法范式对合法性的重构

法律的合法性主要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其内在的有效性与事实上可被遵守的事实性的一致,而现代法律其事实性的强调以及法律规则本身的正当性缺失引起了法律合法性的困境,合法性追问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缺失状况的担忧与思考,哈贝马斯利用交往行为理论重构了法律合法性,并提出了程序主义法范式作为解决方案。     

他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里——追记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一周之前,2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在病床上过完最后一个生日。他发了人生最后一条朋友圈:ICU医护团队为我在病床上过了个生日;剃了个大光头;离开呼吸机十二小时以上,用经鼻高流氧合可达90%以上。—周之后,2月18日上午,51岁的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     

传统文化中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礼法合治思想和治理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各种治世主张相互碰撞、相互借鉴,逐步形成了礼法合治的治国思想。它是一种治国理念,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一种治国方式,对于保持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背景下,礼法合治这一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下有重要启示,可以为建设文明中国和法治中国提供文化涵养和有益借鉴。     

“亦合、亦分”;“亦堂亦党”——解读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本文就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关系做了分析,由于中国致公党"三大"以前有过党堂并存,既党亦堂的历史原因,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关系是"合"。但自1945年3月司徒美堂创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特别是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三大"以后,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关系是"分"。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这一流传颇广的说法,至今还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史实依据。当然,这一结论,丝毫无损于司徒美堂"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的光辉形象,以及他为动员海外侨胞支援抗日战争,缔造新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     

论行贿行为的独立处罚——兼论行贿和受贿的对合关系

司法实践中对于行贿犯罪的打击不力,特别是在受贿罪不成立的情况下能否单独处罚行贿人,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实践中倾向于不处罚行贿人。大陆法系和我国刑法通说将行贿和受贿解释为对合犯,无法科学解释实践中行贿和受贿之间对合的所有情形,容易产生歧义,故应当用对合关系而非对合犯来界定行贿和受贿的关系。在受贿行为和行贿行为只有对合关系的情况下,行贿罪的成立与否,只需要单独依托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在从行为方式上看可能成立对合犯时,也不意味着受贿罪的不成立就必然导致行贿罪不成立;在特定情况下,存在对行贿行为单独定罪处罚的可能。对行贿犯罪制裁不力与当前司法实践中为了实现受贿案件侦破而优待行贿人有关。受贿和行贿的法定刑设置悬殊不利于培养社会公众抵制行贿的法律意识。     

“三合德育”在《职业道德与法律》的运用

“三合德育”是“课管融合、校企融合、知行合一”的模式,这是惠州农业学校最新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作为德育老师,将“三合德育”成功引入到《职业道德与法律》课堂教学过程中,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贺麟的“合人情”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贺麟从＂合人情＂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功利主义取向,认为＂合人情＂有一个从非功利主义到新功利主义的发展过程。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本就不是矛盾的双方,体现在＂合人情＂上则要求新时代的儒者应发自本心,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旨归为人处事;不仅要自尊自爱,而且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福利,最终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贺麟的＂合人情＂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树立理性的人生观;有助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增强群体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