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但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此时应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为农民办事，我们尽心尽力——一起由最高法院判决的联建合同效力争议案的办案手记

温州,以气候温和而得名。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集群经济模式,温州也由此成为了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一边娴熟地运用着商场的游戏规则,一边也理性地握住了法律的武器。2004年4月,在一个温暖的季节里,温州市鹿城区洪殿街道黎一村6000多村民在律师的帮助下,体味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一个涉及众多农民利益的合同最终由最高法院确认其效力,这在中国审判史也并不常见。     

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计算方法论

证券市场上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是解决违法行为人民事责任的关键。《规定》虽然对损失计算进行了规定 ,但是并没有明确采用该种方法的依据。本文主要分析了在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下 ,虚假陈述行为人在不同情况下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理论依据 ,同时结合原理进一步剖析了现行《规定》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问题

为了探讨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理论 ,解决合同能力鉴定中鉴定标准混乱的问题 ,对合同能力鉴定的法律基础、标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 ,民事行为能力的广义、狭义区分进行了论述。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核心问题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主张将合同能力分为有、无两级 ,强调合同能力的分级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等级存在区别。并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程式为 :首先判定其行为能力 ,有行为能力相应具有合同能力 ,无行为能力即无合同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者 ,应根据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生活关联度 ,再分为有合同能力、无合同能力。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二、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理赔。     

一份特殊的“种棉合同”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一下子平添了包括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及由“三区”民族军和驻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部队近20万人,使得当地粮食等物资供应万分紧张。为此,10万多解放军官兵,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在开荒种粮的同时,也开始了棉花生产。为了实现在地处高纬度、高寒地区的玛纳斯河流域垦区推广棉花种植,并在1953年达到单产200公斤的目标,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委的王震,特地聘请来华从事援建工作的苏联农业…     

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季宜珍等诉财保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