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民本型治理的合法性

治国必治边",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特有优势。这直接呼应了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中"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战略布局。同时",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强调"民"的社会性力量的协同共治,据此,可以概括为"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的民本型治理。而该种治理的"合法性"依据是:合力治边的领导核心是以民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合力治边的功能兼顾边疆安全与边疆发展;合力治边在运行过程中的民本空间。     

刑事立法:在目的和手段之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目的上重视刑法的秩序维持功能,在立法手段上重视预防型立法。这种立法目的和立法模式导致部分行为犯罪化过度,对某些犯罪类型,忽视了刑罚减免的积极意义。同时,这种预防型的立法对于以报应型立法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解释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刑法和刑法理论的二元化。     

刑事案件中的积极辩护事由及其司法证明——“于欢案”的证据法视角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出现"积极辩护事由"这个术语,实践中却存在类似的做法。关于这类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如何展开,理论界争议很大,实务活动各式各样,没有统一标准。正视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司法环境,借鉴域外有利因素,将我国积极辩护事由的司法证明朝向既有利于控辩双方推进诉讼进程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真相发现的方向发展,符合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引入当事人主义合理要素的改革趋势。     

伊朗反腐:亿万富翁被判死刑

正在西方正式解除对伊朗制裁两个月后,詹雅尼的罪名被定为"尘世的腐败",这是伊朗刑法典中最重的罪状之一。当地时间3月6日,伊朗司法机构宣布,亿万富翁詹雅尼因欺诈、经济犯罪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这一消息在伊朗国内引起巨大震动。这也是伊朗自1996年以后,就腐败案件判处的第二桩死刑案。     

欧洲法律改革的三大潮流——试述卡佩莱蒂对西方司法的比较观察

莫诺·卡佩莱蒂通过对西方司法程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欧洲法律改革出现了三大潮流:宪法化、国际化与社会化。首先,融合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的宪法正义不仅在美国亦且在欧洲逐渐成为法治的要素;其次,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促使与宪法同属于高级法的一系列国际性法律文件问世,跨国的法治保障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化进程;再次,现代新型社会问题促使了司法模式从"压制型"转向"回应型"。这三大潮流促进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但要让法律和司法的基本价值深入人心,更有赖于传统、教育和政治文化。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旅游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分析——以湖南省张家界市城镇化建设为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旅游型城市旅游型城镇化发展应在依托整体优势和突出地方特色的基础上,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走一条包容、生态、低碳、节约的绿色崛起之路。     

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保障力度与限度

普世意义的程序安定性必然有与特定适用范围相对应的“相对度”,而决定“相对度”的标准在于一国现有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思维.决定我国当前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保障力度与限度的法外因素是多元化的,应在充分认识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性调整,提升对程序性错误进行证明、认定、宣告与救济的力度,限制程序的循环进行、意思自治权的宽泛赋予和柔性程序制度的构建,同时对人为主观意识主导下技术调整无力的瓶颈问题持客观的认识态度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反思

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判断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手段,其结果是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决定权却由司法机关独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法自行启动。这种控辩失衡的启动权配置不仅违反正当程序,也不利于消除事实争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缺陷。过于职权化的启动权模式有着理论研究不足和受现实因素制约的双重原因。为此,一方面要增强辩方启动精神病鉴定的主动权,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救济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司法机关启动权的规范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