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早期的工人运动

项英是中国早期著名活动家、工人运动的先驱,在白色恐怖下,丝毫不退缩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他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在山东早期传播研究

山东党组织在中共建党伊始即已被列入创建计划之内。山东先进分子在济南依托齐鲁通讯社(书社)为活动载体,创办社团,展开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秘密党团组织。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出现,山东早期党、团组织轮廓初现。     

我国服刑人员未成年时期行为规范调查研究——从行为规范角度探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通过将未成年犯、普通高校在校学生和普通初级中学在校学生未成年时期行为规范情况,以及家庭情况、学校生活、社会情况和个人性格等方面与服刑人员的相关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分析研究,提出未成年人犯罪风险评估测量模式,以此推动建立和完善有较强实用性的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预警机制。     

地震速报预警的法律挑战——政企关系、风险与责任

目前,地震速报预警是优于地震预测预报的防震减灾工具,其服务供给机制应当区分两种模式,"点对面"模式由政府通过自建网络或向企业采购后对社会发布信息,"点对点"模式则交由市场自由竞争,政府适当监管。由于速报预警的技术误差无法完全消除,预警不当触发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政府必须对该种技术风险予以规制,具体规制方式包括强制信息披露、设定服务标准和行政许可。当预警触发不当引发法律责任时,政府可能承担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责任;企业面向公众可能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面向政府则可能承担公私混合责任,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部分责任。     

预防公司高管犯罪:法律当有作为

在我们不断强调反商业贿赂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切实需要一些人认真的从实务角度来研究我国企业家犯罪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认真地考虑如何预防、减少和避免企业家犯罪,而法律本身不能缺位多年从事诉讼业务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全球合伙人李贵方律师,深知反商业贿赂的重要性以及在现实执行中的困境。在2014年1月10日出席"2014——2015中国反商业贿赂调研报告暨中国首部反商业贿赂蓝皮书"的发布会时,李贵方分享了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以及思考。     

The Adjustment of Criminal Law in Risk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     

山体滑坡悲剧背后体现预警机制薄弱

只有政府和社会都能从悲剧中汲取教训,加强预警机制建设,加强灾害意识的宣传,让社会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科学知识来避免灾害,悲剧才会减少,社会才会更加幸福。     

压力测试:金融机构预警信用风险的有效手段

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或债务人无法履行合同责任而给自身带来的风险。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中的最主要风险之一,具体表现是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而给银行带来损失。就像信用风险的形成原因千变万化一样,管理信用风险的手段也永无止境,其中,压力测试即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所谓压力测试是指假设某些市场指标发生一定的变化后,测算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的影响程度。压力测试作为预警信用风险的一个有效手段,能够对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变化进行量化判断,所以商业银行有必要积极引入并正确运用这一管理手段。     

推荐与招收黄埔早期学生情况之简述

孙中山先生关于创办黄埔军校暨第一期生的阐述：“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500人做基础，     

品学与政治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的一次重要争论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琼崖大地传播。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传播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面临着争鸣与交锋。以杨善集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与以陈骏业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在《新琼崖评论》与《琼东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他们争论的核心是:面对这样混乱肮脏的政治局面,青年人是否要投身政治?争论的实质与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剧烈的革命还是渐进式的改良?杨与陈的争论堪称海南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