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中准合同解释之罗马法因素

我国民事立法历经百余年后,准合同作为一个重要法律术语始现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缺乏民法学理论研究和民法典总则编的体系铺垫,形成了准合同解释的先天缺陷.但准合同存续历史悠久,罗马法赋予其生命,法典化国家的民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赋予其持续活力.我国民法典对准合同的引入,使法学理论承担起解释使命.罗马法因素是我国民法典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基础,其债法体系思维、意思表示与行为效果间的关系、给付行为在判断准合同与债的其他渊源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等理论是厘清准合同解释定位的重要坐标,现代法典化国家的立法经验是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参考.应运用法律解释的科学方法,关注罗马法因素并结合现代社会需要和我国本土特点探究准合同解释,以实现"经由罗马法,超越罗马法"之立法效果.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溯及适用

《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赋予《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溯及力并不妥当,对该问题须做全面检视。溯及适用层面《民法典》“保理合同”章不限于其自身,尚涵括《民法典》第545至550条,溯及适用类型包括改变溯及与空白溯及两类。就改变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体系是有利溯及体系。基于对《时间效力规定》第2条但书之解释,结合“保理合同”章的自身特点,有利溯及标准重塑为:实现“帕累托改进”、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更有利于鼓励融资,据此可构建有利溯及检验体系。就空白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可直接适用有利溯及检验体系,但当出现“私益与公益发生冲突”之情形,需借助比例原则进行权衡时,应倾向于选择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经逐条检验,《民法典》第762条、第763条的溯及适用不具备正当性;《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存在隐藏漏洞,应当采取目的论的限缩对该漏洞加以填补。     

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万千亿级集群按下“快进键”

产业兴,则城市兴。2019年,宁波在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之后,迅速瞄准下一个万亿增量一一“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到2025年,培育形成绿色石化、汽车2个世界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等4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千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等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警务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内驱需求、发展潜力、市场规模、制度构建等方面都可证成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人工智能可以缓解警力不足、减少警察伤亡、提高警务工作效率;但同时,警务工作也将面临新的职业风险和职业困惑,警察组织也将面临新的结构调整。对此,警务工作应当乘人工智能发展之东风,直面风险与挑战,牢牢抓住历史发展机遇,让人工智能成为警务工作优化改革的契机,成为科技兴警的重要抓手,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现代化的"中枢神经系统"和"智慧大脑"。     

容忍代理在股权转让代签行为中的认定

【裁判要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东家庭成员的代签行为在没有取得股东明确授权和事后追认的情况下,属于无权代理,但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股权虽然具有人身属性,但是夫妻、父子关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处置另一方所有且如此巨大的财产时,另一方完全不知情,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此时应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如因被代理人容忍家庭成员作为其代理人出现,股权受让方有理由相信代股东签字的行为人有代理权,则构成容忍型表见代理。     

浅议《合同法》框架下的智能合约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能够自动履行合同义务的新型合同,因其具备"自动履行"和"去中心化"等优势,故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提高合同运行效率,但也导致了智能合约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合同制度的订立规则、生效要件和救济方式等问题。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运行过程,通过对合同法理论的解释使智能合约与合同制度相契合;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原理与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修正,使智能合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为农民办事，我们尽心尽力——一起由最高法院判决的联建合同效力争议案的办案手记

温州,以气候温和而得名。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集群经济模式,温州也由此成为了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先发地区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祥地。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一边娴熟地运用着商场的游戏规则,一边也理性地握住了法律的武器。2004年4月,在一个温暖的季节里,温州市鹿城区洪殿街道黎一村6000多村民在律师的帮助下,体味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一个涉及众多农民利益的合同最终由最高法院确认其效力,这在中国审判史也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