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的新趋势体现为大型场景下对企业公开数据的批量抓取、使用，由于当前我国缺乏成熟有效的数据访问规则，加之大数据反垄断的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面临新挑战。对此，应从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着手，摒弃传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益，重视“数据利用安全”法益（可控性）对传统“数据安全”法益（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CIA）的补强意义，确立以“消极防御+积极利用”为核心的全新“数据安全”法益。未来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建构“以权限为中心”的数据访问规则，并适时增加反垄断的公共政策考量，将获取企业公开数据的行为出罪化，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整合与回应:《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法制困境的纾解

我国在《监察法》实施后仍存在因监察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法制困境。《监察法实施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这种困境,并对学界和实务界围绕《监察法》的诸多困惑及争议做出了回应。《监察法实施条例》主要通过融合相关纪检监察规范性文件、借鉴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吸纳《监察法释义》中的办案“规则”等路径,增加了监察法律规范供给。以对监察措施的程序控制强化为视角,《监察法实施条例》回应了既有争议问题,明确规定了各监察措施适用的时间节点、系统整合了谈话措施、部分消除了留置条件的不确定性等。但在政治性话语与法律性话语的交融调适过程中,《监察法实施条例》中仍存在着兼容性方面的偏差和疏漏:职务违法/犯罪二元区分的规则与一体化规则之间、监察规则与纪检规范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冲突;部分概念表述亦欠缺法律规范应有的精准性和逻辑性。直面由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执纪执法一体推进等所带来的监察法律规范的复杂性,从法制化迈向法治化,是我国监察法制建设的未来方向。     

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合法性分析

《行政处罚法》赋予国务院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与《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仅具有执行性立法权限的规定相矛盾,也与《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部门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内容不一致。设定行政处罚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应当符合统一的立法体制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从法制统一角度而言,应当修改《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并通过国务院进行规章清理逐步取消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保留其行政处罚规定权,从而使行政处罚的设定符合《立法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