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以“AI换脸”为代表的“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具有极易发生电信诈骗、滋生网络谣言、证据不易保存等特点，冲击人伦道德、冲破法律底线、干扰正常监管，社会危害严重，法益侵害极大，给案件侦破带来诸多困扰。公安机关需结合个案特点，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应用，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规制，完善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实现对“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综合治理。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涵及建构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议题,主要指中国地级行政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且不断迈向科学、系统的过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遵循价值、目标、路径的三维建构逻辑:价值维树立人民至上理念,秉承"人是尺度""人是主体""人是目的"标准,将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深深地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实践中,统摄市域社会治理活动;目标维形成社会力量在法律制度、政策法规及乡规民约等规则约束下充分依靠科学技术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专业化、简约化、缘情化服务的善治秩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简约化、缘情化;路径维坚持能动性、整体性、差异性和协调性原则,调动城乡社会主体热情,统筹城乡社会治理事务,科学认识城乡社会底色,合理配置城乡资源要素。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消除贫困流动人口治理盲区

流动人口的贫困性质复杂、社会风险隐蔽性较强,多维度贫困治理处于盲区。推进"两不愁、三保障"扶贫目标覆盖贫困流动人口,有利于缓解其生存困境;为贫困流动人口提供小微金融服务和技能培训,有利于稳定就业,扩充其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化解贫困流动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体制障碍。     

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的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建设为例

在产业功能区、产业生态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社区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企业社区就其本质而言,是产业功能集聚发展形成的“人、城、境、业”融合互动的组织形态,既具有微观社会生活的共同表达,又承载着服务产业发展、彰显业态文化的时空内容。成都市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在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方面先行先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企业社区发展治理树立了典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经验。文章以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为样本,聚焦企业社区发展的宏观背景,从现实困境出发,深入分析在企业社区如何更好实现“党建引领、网格服务、企业参与、多元融合”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本期导读

本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