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设施条款在公用企业中的适用

公用企业对基础设施往往拥有合法的垄断地位,它会促使权利人利用这种地位限制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用企业对基础设施的垄断经营不是要授予它一项违反反垄断法的特权,相反,这种权利应该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基础设施条款为公用企业设定了一种限制,即不得拒绝其他主体按照适当的条件使用其基础设施。这种限制为防止公用企业滥用其垄断地位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促进市场竞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广州公交卡事件引发的民法思考

2009年初,广州市公交公司出台规定,禁止一卡多人刷、同一辆车一天不能刷两次,代刷可罚300-500元的新规定,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公交卡本身的性质开始分析,试对公交卡的所有权归属进行论证,并由此展开对公交总公司的罚款规定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该规定不能简单地去认定是或不是格式条款及其效力,而应从不同的公交卡的使用情况来区别对待,另外,文章还阐述了乘客在使用公交卡时出现违约情况下,公交公司如何有效地进行追索以及对政府部门在纠纷中的正确地位和角色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还民事主体一个公平的交易环境。     

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质疑与规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扭曲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各国立法专门针对此种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定较为零散和不系统，但为了保护合同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以保护弱者的冲突法方法和规则对此种特殊的法律选择条款进行了规制。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涉外格式合同法律选择条款的规制均没有进行规定。我国未来的立法可以借鉴和采用《罗马公约》的“优先法”方法，美国通过赋予法官导向性自由裁量权从而追求具体案件“实质正义”的做法也可以给我国司法实践一定的启示。     

传统知识法律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对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主要有三类。尽管这些保护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能解决传统知识整体保护的问题。因此，必须从传统知识的本质特点出发，本着整体性保护的原则，针对其权利要求创设特别保护制度，同时强调具体操作规范的设计，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传统知识的有效保护。     

国资委：支持和鼓励中央企业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2008年12月27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该决定主要从进一步明确专利内涵、完善专利保护、提高专利授权标准、加大处罚力度等方面作了补充和完善，将使专利法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     

我国《合同法》免责条款效力问题探讨

《合同法》第53条规定,免责条款原则上有效,例外无效。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如果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就有效。但第40条却规定"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无效。这就使法律条文之间产生了冲突与混乱。本文试图用民法解释学方法来协调冲突,消解矛盾,以使《合同法》关于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合理化。另外,本文就免责条款的撤销也作了初步探讨。     

房屋按揭贷款中回购条款的几个法律问题——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房屋按揭中的回购又称为无力还贷型回购,从条款设立的目的以及回购人履行义务所表现出来的效果来看,将其定性为保证担保行为而不是买卖行为更有利于回购关系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但前提条件是保证人能够行使代位权。在债务人提供担保物的情况下,签订不可撤销回购条款的后果相当于保证人放弃先诉抗辩权。保证人的权益可以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在程序上以变更抵押登记或者直接实现抵押权的方式得到相应保障。     

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成本的控制模式

自然垄断产业是授权立法的主要适用领域。在现代规制的效率目标下，授权立法必须控制代理成本。授权幅度、程序控制、规制机构的独立性、规则的监督这些单一控制工具对于最小化代理成本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结构控制模式才能实现成本控制的功能整合，并解释各国多样化成本控制制度的权变特征。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授权立法应利用结构模式，结合国情，优先选择适应性的规制改革路径。     

简论行政主体的若干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然后分析了行政主体理论在我国的产生原因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再次,说明确定行政主体的四个标准,以及我国行政主体的种类和范围,并对各类行政主体逐一分析;最后,比较了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的区别,说明它们对确定行政主体的影响。     

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方法与途径

所谓“政府工作透明度”指的是政务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各项政府政策信息。政府工作透明度，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令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等其他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