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融合的人性基础

本文通过剖析儒家礼治、法学刑治的实质,以及儒法合流后德主刑辅这一正统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探讨了不同的人性论的特质及其对社会秩序控制方式的影响,并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思考     

晚清礼法之争前后关于习惯的认识和争论

晚清礼法之争时期，礼教派和法理派在驳斥对方或为自己辩护时，“认真对待风俗习惯”成为支撑各方观点的重要言说和本土资源。然而，此前历代政法实践长期存在移风易俗的传统，习惯在王朝固有治理模式中常被视作改造或排斥的对象。习惯在晚清礼法之争中凸显其重要性，主要原因是礼教派以新法不合风俗习惯作为反对法理派的重要“武器”。在具体言说中，礼教派以纲常伦理置换了风俗习惯的内涵。法理派则参照西方重视习惯的立法与法制传统，试图以地方习惯作为立法资源和对礼教派的回应，并主持推动了大规模的习惯调查。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认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立法模式，因此，习惯在近代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影响有限。     

浅谈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中国封建法崇尚"礼法结合",显示出浓郁的伦理法特性,而"礼法结合"的完成则体现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按"产生"、"扼制"、"重生"、"发展"和"完成"五个阶段去纵观这一进程。     

礼乐政治与中国传统行政的"程序"特征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中,"礼"和"乐"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强烈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礼乐政治"。在这种政治中的"行政",也许可以叫做"礼乐行政"。这种"礼乐型"的政治与行政中的礼乐,实质上可以视为政治或行政的"法定程序"或习惯程序。因此,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和行政的礼乐特征或属性,实即认识中国古代法制的特殊意义上的"程序"特征。     

唐代狱政思想研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的鼎盛时期，监狱思想和监狱制度已基本成熟。在“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依法治狱、以礼治狱、宽仁治狱、以威治狱的监狱思想，并指导着监狱立法和监狱执法，形成了严密的思想和制度体系，使唐代的监狱制度走在了世界监狱史的前列，并对后世及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是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家庭伦理的核心价值,同时也逐步成为一项法律理念。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亲亲相隐是儒家礼法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维系家庭壮大、繁衍的思想基础。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相似的亲亲互隐的理念,并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深入,亲亲相隐吸收进入立法,成为法的价值之一。我国近现代的新思想革命及政治运动对家庭情感、责任,核心价值理念有很大冲击。当前,适度确立以仁爱、人性为本的相隐制度,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

礼法融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礼法融合不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其近代转型过程中亦充当了主要的角色，直至今日，仍然是建构法治秩序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论中国古代亲属法的立法历程与特点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外在的体例形式都表现为刑法典,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在传统社会不存在包括亲属法在内的民法的实质内容。尽管传统社会处理和界定婚姻家庭关系所采取的制度模式无独立的外在形式,且被包涵于刑法典中,但这种制度模式所解决的问题与当下亲属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我国古代社会＂亲属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始终为刑法典中一部分,体例均为＂户＂或＂户婚＂;深受古代＂礼＂的影响;法律文本宽于男性,严于女性。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关系法制文明,维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     

从费羊皮卖女案看北朝法律对礼教的屈从

北魏在中国法律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北魏前后,礼教思想渐成法魂,甚至拥有超越法律条文的效力。在礼教思想的支配下,法律至上原则让位于君权至上原则,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具有鲜明的奴隶制特征,父母有权将子女买掉,而且一旦出卖,子女便不再具有良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