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法律思想确立时期的形态及成因散论

正统法律思想指中国古代制度构建所依凭的思想基础。第一部分将对正统法律思想初成时内部诸元素的内涵和历史渊源分别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包含法律与君权、礼、天、德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对儒、道、法三家的法律观做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将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自然环境出发,以农耕和征战为立足点,论述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良奸异罚:古代法的估价机制——以清代“威逼人致死”条为例

清代中国的司法活动,以实现情与罪的和谐为最终追求目标。通过实际的律例变迁与审判案例,展现清代中国中央司法机构处理"因奸威逼人致死"案件的具体运作实际。律例规定与司法裁判基于犯罪对象的不同,相应处以犯案之人以轻重程度不同的刑罚处罚。具体表现为对良妇犯奸,常规刑罚皆为死刑;相反,对奸妇犯奸,常规刑罚皆为减死一等的杖流刑。人命大案,造成官方对生命态度产生如此差异的动机——礼法教化如何影响案件量刑亦是国家立法需要思考的问题。     

系统论视野下中国古代的礼与法

中国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与法共同运作的有机体。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以往的研究视角多采用历史分析法,从礼与法的起源、各自的作用、国家主义的立场等方面予以探讨,这对于明晰两者关系、理解中华法系的精髓和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颇有助益的。本文尝试着将卢曼的法律社会学的系统论导入礼法关系的分析架构中。中国古代社会本身是由礼与法构成的独特社会结构,本文并非指涉礼法关系的内部结构,而是从社会结构这一个外部的视角,以系统论的思路与方法探究两者的关系,以系统功能分化的理论探究中国古代礼与法运作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悖论,表明在中国古代礼法没有相对的系统分立,而是浑然一体的。     

遵循礼法与崇尚自由：从《论语》管窥儒家法制思想

古人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论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同时也是儒家法制思想的发端。《论语》中法制思想，虽不是主流但是却是其治国思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尝试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论语》中所涉及的法制思想进行解读，以探求其法制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德诉求，从而揭示《论语》法制思想的合理内核。     

犯罪学研究的法理视野

犯罪学理论是要讨论关于犯罪的道理。我们讨论违法犯罪,不能仅考虑刑事法,首先必须考虑民事法、行政法。仅以刑事法规定什么是犯罪,人们可能普遍不明白什么行为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刑事犯罪是严重违犯民事法规定或行政法规定的行为,刑事法源于民事法和行政法。制刑必须定律,必须严格标准,律就是标准。有法律就有犯罪,纪律、政策之类制定出来让人们遵守的规范都是法律。预防犯罪非专职可行,必须全社会综合治理。惩罚犯罪非专职不可,必须是专门机构的专门工作。     

网状社会结构下的法律运行

法律的运行受文化制度及社会结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差序结构状态，法治社会图景规划和制度建设要受现行社会结构的制约，呈现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运行特点和方式。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并对思想传统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建设与本民族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的一件大事。武灵王即位之初赵国的紧张局势成为武灵王说服朝臣宗室胡服骑射的重要理由。通过武灵王与反对派的辩论，不仅可以看出他务实、功利的思想特征，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即是否有利于“当下”，是否有利于国家迅速强大的预期。这是战国时期功利思潮背景下时人心中“当下”重要性的直接表现。     

以道观法——《道与中国法律传统》读后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意在检讨道与中国法文化之间的关联:道,乃中国文化传统的支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被包裹在礼的“玄想”当中。道,为礼与法提供了一个最高范畴和绝对价值;同时,道又通过道法、道术等各种渠道层层渗透进中国法律传统之中。     

礼法掩盖下的情感道义规则

《东周列国志》中有"穆姬登台要大赦"一回,讲的是穆姬为了让秦穆公不杀晋惠公,竟然以死相迫的故事,她提出的正当性依据是亲情和礼仪。但经过分析之后才发现其真实依据是属己的情感道义规则,再结合其曲折妥协的行为方式,可以得出穆姬是女权主义者的结论。     

蒙古国传统文化——礼法型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而且必须以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剖析蒙古国传统文化特质、传统文化网络与作用机制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将蒙古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融为一体，作为当今蒙古国市场经济的文化与伦理道德基础，从这种新发展观所产生出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不同于西方式的，也不同于日本式的市场经济，它的性质将由现代市场经济原则与蒙古国文化特质的相互作用、影响所决定。本文把它称为“蒙古国礼法型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