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慰藉迈向事实发现——法定证据与自由心证制度新论

以往文献普遍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取代主观自由心证制度的原因是为了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客观自由心证制度替代法定证据制度与"人权法治"思想的产生关系密切。文章在考察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尤其是"血罪"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道德慰藉与事实发现两种不同功能在刑事证明程序变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由心证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正>秦宗文著,28.3万字,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作为第一部从刑事诉讼角度对自由心证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作者放弃了单纯的制度化分析的进路,在吸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对自由心证这一     

论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

自由心证是裁判过程中的认定证据的重要方法。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接受的制度,随着我国司法改革,逐渐被引入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如何规定自由心证制度,是我国证据立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心证的自由性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其自由判断的内容是什么,此文中认为,自由心证是全方位的自由,不仅仅包括对于证据能力的取舍,也包括对证明力的判断,二者统一于法官对于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判断中。同时,认为自由心证是相对自由,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自由心证的制约因素。     

知识产权酌定赔偿立法之检讨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将法官酌定赔偿额作为确定损失赔偿额的根据之一，导致实务中对酌定赔偿有滥用之倾向。通过对外国法以及精神损害酌定赔偿规定的比较研究，提出财产损失的酌定赔偿不是与权利人损失、侵权获利等具有序位关系的确定损失赔偿额的根据，而是法官在对权利人的损失相关证据进行自由裁量的基础上形成心证的结果。应当以自由裁量权是否得当作为评价酌定数额合理与否的根据，从而避免酌定赔偿的滥用。     

对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几点法律思考

证明责任是证据法学中的核心概念 ,它往往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决定双方当事人胜诉抑或败诉 ,但理论界和实务界有时却产生对证明责任的模糊。真伪不明是证明责任的前提 ,在不同证据制度下对待证明责任含义的模糊。在不同的证据制度下对待方式不尽相同。在真伪不明难以消除的情况下 ,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至关重要。     

用制度为自由心证保驾护航——以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比较为视角

自由心证是连接抽象的立法公正和具体的司法公正的桥梁,但我国立法中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学理上对该原则也曾一度持批评态度。本文在肯定应当建立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心证和法定证据制度的比较分析,初步构建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性之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了自由心证制度合理运行的制度条件,并对与自由心证制度相关的、在功能上制约或保障自由心证制度的若干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意见。     

论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

经验法则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为前提,从生活经验中进行归纳总结,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可预测性,已经被运用到司法审判实践中来,对于证据评价、事实推定以及法律解释等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经验法则的内涵以及我国在诉讼实践当中经验法则运用的状况进行分析,对经验法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合理运用提出一些建议。     

证明疑难案件的处理之道——从“彭宇案”切入

在彭宇案的诉讼程序中，面对难以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先后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运用自由心证认定事实；适用公平原则分配双方责任；通过调解回避事实争执。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扩张了的自由心证、以“公平责任”之名的结果责任分担，抑或法院调解，都不足以取代证明责任裁判在证明疑难案件处理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味排斥证明责任判决，不仅让判决的说服力严重受损，更让法官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在专利审查中的公知常识举证问题浅析

在专利审查中对一般现有技术进行举证,主要缘于现代依法行政发展的需要和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局限性.公知常识由于其属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知晓的现有技术内容,因此在专利审查中审查员无需举证,仅采用自由心证式的方式即可认定公知常识.     

经验法则及其诉讼功能

经验法则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所获得的有关事物性质、状态及事物间联系的知识，它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现象；诉讼认识中运用经验法则获得对案件的认识，既反映了一般经验知识在认识中的普遍作用，也体现出诉讼认识的任务和目的的特殊要求；经验法则的诉讼功能与诉讼证据制度和诉讼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在大陆法系诉讼认识中，它既是认识案件事实和法律解释的依据和推理的前提，也是制约法官心证的重要手段。